小洁犹豫了。这意味着更多工作，但也意味着认可和发展机会。
“我在想，”她在电话里说，“如果参与，我需要透露多少个人经历？”
“不需要透露具体细节。”我说，“你的价值在于理解真实处境，而不是分享隐私。”
最终她答应了。项目组第一次会议上，当讨论到“重大生活变故后的职场适应”时，小洁谨慎地分享了一些普遍性观察：人们需要时间调整、需要灵活的过渡安排、需要避免污名化等等。
“小洁的建议很实在。”会后，项目经理对她说，“像是有真实体验支撑的。”
小洁没有否认也没有确认，只是微笑。
这次参与带来了连锁反应。她开始系统学习组织心理学和员工援助计划（EAp）相关知识，公司支持她参加线上课程。她的“重建清单”上，“职业发展”一栏有了实质性进展。
更微妙的是，她在公司里的角色逐渐变化——从一个需要被照顾的“离婚带娃的可怜同事”，变成了一个有专业见解和特殊视角的贡献者。
“上周有个年轻同事私下找我，说她母亲重病，她工作家庭两头烧，不知如何是好。”小洁告诉我，“我分享了时间管理和自我照顾的基本方法，还推荐了公司已有的支持资源。她说‘和你聊完感觉被理解了’。”
“你成了非正式的支持者。”我说。
“可能是经历让我更能识别他人的痛苦吧。”小洁的声音轻柔，“痛苦如果被恰当转化，可以成为同理心的源泉。”
八月，小洁完成了心理学入门课程，获得了证书。她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证书放在窗台上，旁边是一小盆绿萝。配文是：“学习不是为了忘记过去，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它，并带着理解前行。”
林浩的母亲在这条朋友圈下点了个赞，没有评论。这是老太太数月来第一次与小洁的间接互动。
小洁告诉我，她主动联系过林浩母亲一次，不是道歉或解释，而是分享晨晨的近况和照片。“我说‘妈，晨晨长高了，给您看看’。她回了‘谢谢’。”
“你在尝试修复能修复的。”我说。
“不是修复关系，是保持基本的人性连结。”小洁纠正，“她是晨晨的奶奶，这个事实不会改变。我们可以不亲密，但不必敌对。”
这种成熟的态度，是几个月前的小洁难以做到的。创伤治疗中有一个概念叫“后创伤智慧”——经历过巨大痛苦并成功整合经验的人，会发展出一种深刻的现实感和包容性。
九月，晨晨升入小学二年级。开学第一天，小洁送他到校门口。其他孩子大多由父母两人送来，但晨晨自然地拉着小洁的手，笑着挥手再见。
“妈妈，放学你来接我吗？”
“当然。”
“那我们可以去买冰淇淋吗？庆祝我二年级了！”
“可以，一小份。”
看着儿子跑进校门的背影，小洁感到一阵平静的满足。她的孩子没有被她的选择摧毁，反而学会了在非典型家庭中寻找快乐和安全感。
那天下午，她在学校门口等晨晨时，遇到了另一个单亲妈妈。两人聊起来，发现孩子同班。
“我一个人带女儿。”那位母亲说，“有时候觉得很累，但看到孩子笑，又觉得值得。”
“我也是。”小洁说。
简单的共鸣，不需要更多解释。她们交换了联系方式，约定周末一起带孩子去博物馆。
小洁的社交圈就这样一点点扩大——不是通过刻意的社交活动，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相遇：晨晨同学家长、公司项目同事、心理学课程学友、甚至小区里同样遛狗的邻居。
“我现在有五个可以算作‘朋友’的人。”小洁某天统计，“不是深交，但可以一起喝咖啡、聊聊孩子、分享资源。这比以前只有你一个朋友好多了。”
“我为你高兴。”我说，真心实意。
十月，小洁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她搬离了住了四年的出租屋，租了一套稍大但价格相当的两居室。新房子在老小区，但采光好，有阳台，晨晨有自己的房间。
搬家那天，我帮忙打包。在旧屋的床底下，小洁翻出了那个生锈的铁盒——装着她母亲遗物和林浩案件证据的铁盒。
她打开，一件件检视：母亲的照片放回相册，信件单独收纳，案件材料扫描电子版后准备送去碎纸机，U盘格式化，林浩的自白书……她犹豫了一下，没有销毁。
“留着它。”我说，“作为历史见证。”
“也许将来晨晨会想了解。”小洁把自白书放回盒子，又将张师傅给的琉璃吊坠也放了进去，“这个也存起来吧。我不需要它来提醒现实了。”
盒子里只剩下两样东西：自白书和吊坠。她盖上盒盖，用胶带封好，写上“存档：2019-2023”和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