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北京的下午天气有些闷热。天空呈现出一种灰扑扑的颜色。
此时的杨明宇正坐在课程改革实验中心的地下室里。
杨明宇手里拿着一份1998年的教改文件，目光却并没有聚焦在文字上。他重生归来虽然拥有未来的记忆，但他并不是神。他知道历史的大势，却无法改变地壳的运动。
他看着墙上的挂钟，时针指向了两点。分针一点点地挪动，每一秒都像是在他的心上敲鼓。
他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但他什么都做不了。他不能跑出去大喊“要地震了”，那样只会被当成疯子抓进安定医院。
两点二十八分。
杨明宇放下了手中的文件，双手死死地抓住了桌沿。
即便是在北京，距离震中一千多公里，那种来自大地的震颤依然传了过来。
先是一阵轻微的眩晕，像是低血糖发作。紧接着，头顶那盏老式的日光灯开始摇晃，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桌上的水杯里水面泛起了涟漪。
“怎么回事？地铁经过吗？”隔壁档案室的小张探出头来，一脸茫然。
杨明宇猛地站起来大声喊道：“不是地铁！快出去！到空地上去！”
小张被杨明宇从未有过的严厉吓了一跳，虽然不明所以，但还是下意识地跟着杨明宇冲向了楼梯口。
当他们跑到办公楼外的空地上时，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大家都在互相询问，有人说是哪里爆炸了，有人说是河北地震了。那个平日里总是一脸严肃的主任此刻也略显狼狈地站在花坛边，领带都有点歪了。
杨明宇没有参与讨论，他只是死死地盯着手机屏幕。
那是一个信息还不够发达的年代，微博还没有诞生，微信还是个没影子的概念，大家获取即时信息主要靠qq群和门户网站。
此时的qq群里已经炸开了锅。各种真假难辨的消息像雪片一样飞来。
“成都震感强烈！”
“西安震感强烈！”
“我这里是甘肃，楼都在晃！”
杨明宇的手指在颤抖。他知道，震感范围越广，意味着震级越高，意味着震中……越惨烈。
终于，新华网的首页变了。一行触目惊心的黑字弹了出来：
四川省汶川县发生7.8级地震（后修正为8.0级）。
人群中发出了一阵惊呼。大家开始疯狂地打电话，试图联系在四川的亲友。移动网络瞬间瘫痪，只有那种让人心慌的忙音。
杨明宇没有打电话。他默默地退出了人群，回到了那个昏暗的地下室。
如果是以前，他可能会觉得这个地下室像个牢笼。但此刻，他觉得这里像个避难所，或者说一个忏悔室。
他打开电脑，看着新闻里不断更新的伤亡数字，看着那些从前线传回来的、模糊不清却依然令人心碎的照片。断裂的道路，垮塌的房屋，还有……废墟下露出的书包。
书包。
作为一名教师，这像针一样刺痛了杨明宇的眼睛。
新闻里开始报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聚源中学、北川中学……那一串串学校的名字此刻变成了死亡名单。
杨明宇的眼眶红了。他想起自己在长林一中看到的那些孩子，想起14班那群曾经让他头疼又让他骄傲的学生。在灾难面前，生命是如此脆弱，而教育，这个平日里被无数人挂在嘴边争论不休的话题，在这一刻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我们在争论素质教育还是应试教育，我们在争论一本率还是升学率，可是在那一瞬间，对于那些被埋在废墟下的孩子来说，他们只想活下去。
“我得去。”
杨明宇对着空荡荡的地下室，说了三个字。
这不仅仅是因为重生的责任感，更是一种作为幸存者的本能。他在这个安稳的北京地下室里，整理着这些发霉的文件，每一个字都让他觉得羞愧。他觉得自己像个逃兵。
可是，去干什么？
他不是医生，不会做手术；他不是消防员，搬不动水泥板；他也不是富豪，捐不出几个亿。他只是一个老师。
一个老师，在地震灾区能干什么？
杨明宇闭上眼睛，努力搜寻着前世的记忆。他记得，在地震发生后的头几天，除了物资的短缺，还有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问题——心理创伤。
那些幸存下来的孩子，那些一夜之间失去父母、失去同学、失去老师的孩子，他们的世界崩塌了。如果不及时进行心理干预，这种创伤会伴随他们一生。
“心理援助。”杨明宇睁开眼，目光变得坚定。
他在键盘上敲下了几个字：《关于立即组建教育部心理援助专家组赴灾区的请战书》。
这可能是他这辈子写得最快的一份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