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不乏海西女真遗民，尤以与建州女真有血仇的叶赫部为代表。
甚至八旗高层之中，如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与老奴之间亦有杀父之恨。
这些人或许可资利用，策反之机也并非全无可能。
毕竟在这个时空，建奴远未达到历史上那般所向披靡的地步，内部裂痕势必难以掩盖。
在正式出兵辽东之前，必须加强对该地区的掌控，应增派锦衣卫潜入渗透。
同时，后勤保障也需提前提上议程——他决定在辽阳兴建一座大型军械库与粮仓，储备大战所需的战略物资。
对于辽东的军政事务，朱由校目前基本采取放权策略。
除战略方向与明军整体部署由他亲自裁定外，其余大小事宜，皆由熊廷弼全权决断。
即便是巡抚洪承畴，也无权力与资本干预其决策。
因为这份权力，正是朱由校亲手赋予。熊廷弼是他一手提拔的心腹重臣。
如今在山海关以外，熊廷弼几乎是一言九鼎。
接连几次对建奴的重大胜利，加上皇帝的全力支持，使他清除了大多数盘踞辽东的将门势力。
因此，熊廷弼手中的权力极大，远超历任经略大臣。
而他又是个性情孤高、极端自负且脾气极为暴烈之人。
在对抗建奴一事上，他确实堪称内行，也的确具备非凡的才能与手段。
但朱由校是皇帝，必须从整体局势出发，统筹规划，谋定而后动。
若辽东彻底成为一人独断之地，对于他这位帝王以及大明中枢而言，都将埋下巨大隐患。
因此，在尚未彻底剿灭建奴之前，朱由校需暗中逐步收回权力，或至少将其分化制衡。
当然，这一切都必须以不破坏总体战略为前提。
他并非愚昧至此，会在敌未灭时便自毁长城；但适度的牵制与压制，却是必不可少的。
他命李如松率军驻守辽阳城，除了压制辽东盘根错节的将门势力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目的——向辽东诸将，包括熊廷弼在内，表明朝廷依然握有足以掌控关外的强大力量。
这并非是对熊廷弼的不信任，而是身居帝位者不得不行的权衡之举。
当年的李成梁，也不过是一介普通将领，却凭借战功与声望，逐渐积累起连朝廷都忌惮三分的威势。
再看原本历史中的关宁军阀，正是因为天启皇帝对孙承宗过度信任，赋予其过大的权力与资源，才最终酿成尾大不掉之局。
你能说孙承宗不忠吗？
恰恰相反，他是一位赤胆忠心、誓要荡平建奴的能臣，却无意中为大明江山种下了最深的祸根。
如今朱由校费尽心力，诛除奸佞，铲除积弊，又岂会容许辽东再度陷入“听调不听宣”、近乎割据的局面？
李如松进驻辽阳，只是第一步。
朱由校眼下要做的，是强化朝廷、确切说是皇权在辽东的实际影响力与控制力。
他打算以备战和囤积军需为名，直接接管辽东都司辖下的全部军队体系。
而这一军事枢纽的最佳选址，自然非李如松所驻的辽阳莫属。
辽阳不仅是辽东都司的治所，乃关外最大、最繁荣的城市，更是未来进军东北的战略支点。
恰逢今年秋粮尚未征收完毕，朱由校决定征调辽东、直隶、山东三地的税粮，作为首批军储粮，悉数运往辽阳。
而为了实现分权制衡的目的，负责此事的主官不能再由熊廷弼担任，改由巡抚洪承畴执掌更为妥当。
计划既定，朱由校不再拖延，立即命司礼监起草圣旨。
由户部拨银二十万两，专用于军储基地的建设，并全权交由洪承畴督办。
李如松的左卫军镇协同锦衣卫，共同负责基地的安保防务。
待军储基地建成后，锦州以东所有驻军的粮草物资供应，一律统一由辽阳调配发放。
巡抚掌后勤，经略主兵事，皇帝亲军掌控核心粮储——如此三方互制之局，正是他所期望的局面。
只要军饷与粮草掌握在自己手中，又有直属军队镇守要害，无论辽东那些将领心怀何种念头，图谋何等小动作，终究掀不起波澜。
为防止“天高皇帝远”导致工程偷工减料，或官员贪赃枉法之事发生，朱由校特命顾秉谦为钦差大臣，专程赴辽阳督察基地建造，严格监管工程质量与经费使用。
诸事安排妥当，正当他稍感宽慰之际，又一坏消息传至京师。
望着云南巡抚与黔国公沐昌祚联名呈上的奏报，朱由校眉头紧锁。
云南竟爆发大规模土司叛乱，而沐昌祚首次出兵平叛，便遭伏击，惨遭败绩。
沐昌祚原以为这些土司头领不过如往昔叛军一般，乌合之众而已，故未加重视。
虽在事发后迅速调集云南府卫所官兵及自家亲兵家丁前往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