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对政局的敏感度一向很高。他们早已察觉，皇帝与他们并不同心，也无法再去影响这位君主。
因此，这些政坛上的投机者迅速寻找新的目标，妄图扶持一个符合他们利益的“圣君”。
所以他才会将朱由检以特殊方式软禁起来，并严禁他与宫外之人往来。
尽管孙承宗是东林一脉，朱由校对他那张多言少行的作风也并不欣赏，但其为人尚算正直，不会做那些暗中勾当。
可刘时敏一番汇报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还是太过低估了那些士大夫的手段。
这些官员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见无法直接接触朱由检，便打起了书信往来的主意。
他们将某些“大儒”的着作托孙承宗带给朱由检阅读，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不知一切尽在内厂的监视之中。
看来，这些人并未死心。
俗话说得好，不怕贼来偷，就怕贼惦记。唯一可行之策，便是尽快将朱由检送往外地就藩。
朱由校并非对自身安全毫无信心，而是深知防人之心不可无，必须杜绝一切隐患。
只要这位弟弟仍留在京师、住在宫中，无论自己如何防范，都无法阻止那些文臣持续不断的试探。
更关键的是，这位弟弟的思想早已根深蒂固地被儒家那一套所占据，与他这位兄长的理念截然不同。
他弟弟的思维方式，与建文帝如出一辙，凡事只重虚名与礼法，讲究所谓的“圣人之道”，却难以担当治国大任。
在听完刘时敏对自己那位“纯真”弟弟近况的汇报后，朱由校又向他问起边镇将官的监察情况。
内厂刚刚重新设立，人员都是从锦衣卫与内监中调派而来，对于这种新开展的事务自然还显得生疏。
边关重镇的将领们，警惕性本就比寻常武将高出许多。
要在他们身边安插耳目，原本就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现在的这些边将，哪一个不是克扣军饷、贪污粮草，将朝廷拨下来用于养军的银钱物资，尽数中饱私囊？
再用这些非法所得大肆招募私兵，豢养只听命于自己的武装力量。
想要真正掌握他们的底细，首要条件就是至少要成为他们的亲兵或家丁。
而目前的锦衣卫，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他也没有责怪刘时敏。
虽说个人能力确实有不足之处，但更多的还是受到时代的限制。
朱由校现在也不着急了，自己的基本势力已经稳固下来，只要自身不出差错，对北方诸省的掌控力只会越来越强。
内库以及皇家仓储的清查过程同样困难重重。
不少太监在得知皇帝派人前来盘点查核之后，纷纷以各种借口推脱敷衍。
甚至有几处直接遭遇了火灾，但火从何起，始终无人知晓。
刘时敏无奈之下，只能拘捕十多名负责看管的太监进行审讯，可惜所得口供无关痛痒，零星线索也毫无价值。
朱由校心里明白，这是因为太监们担心清点之后数目与账册不符，才会选择用这种极端方式来逃避责任。
这已经是他们惯用的手段了，干脆一把火烧个干净，看你还怎么查下去。
对于此事，他只能下达命令，将所有负责仓库管理的太监一律处斩，并抄没其家产。
你们想用火来掩盖一切，那朕也不讲那么多废话，干脆利落处置，毕竟我可不是那种甘愿吃亏的人。
为了防止类似纵火事件再次发生，朱由校特意下令将前宫中的一座宫殿腾空，专门用来存放古玩、字画等重要物品。
刘时敏退下之后，朱由校立刻召见内阁三位重臣与礼部尚书张瑞图。
目的是尽快敲定朱由检的封号以及藩地。
张瑞图当即表示，封号可以拟定并颁布，但就藩之事应尽量延后为宜。
他的理由是，许多先帝都曾面对类似情况：如今皇帝尚无子嗣，没有继承人，因此应当暂留朱由检于京城。
这是皇室与朝廷之间一条默认的惯例——若皇帝无子但有兄弟，应至少留一人在京师以备不时之需。
若皇帝既无子嗣又无兄弟，则另当别论。
在皇帝正值壮年之时，群臣一般不会多言，毕竟将来还有足够的时间。
倘若皇帝年事已高，或身体状况不佳，罹患难以治愈的疾病，那么就需从最近的宗室亲藩中选出一位合适的皇族成员入京。
就如同景泰帝当年，朱见济还在世时，他尚可随意作为，朝中也仍有不少官员愿意支持他。
可一旦朱见济去世，景泰帝自己也病重难愈，大臣们最先考虑的并非能否治愈、皇帝病情如何，而是立即联名上奏，请求他迅速立朱见深为皇太子，以安定人心。
不要说是在封建王朝，在后世，子嗣继承也是至关重要的大事。更何况是皇帝，身份特殊，自然要求更为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