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位进言的官员见皇帝震怒，站在殿中瑟瑟发抖，但仍嘴硬地辩解说，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皇帝好”，是在提醒陛下要遵循礼制。
朱由校当即下令，将这几人全部拖下去施以廷杖。而在他的治下，廷杖之刑向来凶多吉少。
杨寰上奏那位官员已然暴毙之后，朱由校心头的怒意才略微平息了些。
自此，再无官员敢于进言劝谏，个个垂手站立，目视鼻尖，连头都不敢抬起来。
过了片刻，吏部尚书王绍微手持一本奏章，向皇帝呈报这一年京师官员的考核与政绩情况。
朱由校阅览完毕，将那些庸庸碌碌、占据职位却无所作为的官员尽数贬黜，发往西南担任地方职务。
人数虽仅十余人，但眼下西南正值改土归流的关键阶段，正是用人之际。
对于这些满口仁义道德、饱读经书的儒士，朱由校竟也不忍心再下令处决。
将他们派往边远之地，去教化土司与蛮民，是当前最为妥当的安排，也最符合他们的去处。
上一批他亲自派遣过去的官员，如今在教化事务上已颇有成效。
每个人都有适合他的位置，唯有放在恰当的地方，才能施展胸中抱负，以及他们自认超群的才华。
另有数名官员，朱由校直接革去职务，勒令返回原籍。
这样的人，留在朝堂之上，只会令他生厌。
即便抄没家产，他也提不起兴趣——他们那点家资，实在难以触动他的心思。
能让他们平安返乡、安度余生，也算是皇恩浩荡了。
清除了一批不合格的官员后，朱由校又与众臣议定在西南战事中有功之人的封赏事宜。
他之所以特意在大朝会上，于文武百官面前议定这些赏赐，实则另有深意。
扭转文臣地位高于武将的局面，并非易事。
文官从心底里蔑视武将，单靠一时的升迁与赏赐，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观念。
当年李成梁被誉为百年来军功第一，可结果呢？爵位刚授不久，便被群臣设法剥夺。
即便李家父子身经百战、战功赫赫，万历年间武将的地位却始终未曾提升。
此次秦良玉被封为平南伯，虽然文臣表面上保持沉默，朱由校却清楚，他们内心多有不甘。
他们只是忌惮皇上的喜怒无常，才不敢公开表示反对。若换作是万历皇帝，恐怕这一封爵之事早已闹得沸沸扬扬，满朝哗然。
更何况，皇帝始终绕过他们直接封爵，本就违背礼制，这分明是不将他们放在眼中。
因此，这次所谓的议功，除了皇帝亲信的几位大臣有所发言，其余众人皆默然不语。
他们绝不会支持皇帝的这些举动，即便事实已成，也只会选择沉默以对。
朱由校并不在意他们的态度，只要内阁与兵部点头通过，此事便已定论，无人可阻。
内阁与兵部经过商议后，一致通过了皇帝所制定的军制改革方案，并认可了有战功的文武官员的升迁与调动。
秦良玉所应得的封赏也一一落实，她正式被册封为平南伯，并任命为四川总兵官，朝廷颁发了正式的任命文书。
总兵官府衙设于成都，负责统理四川全省的军事事务。
副将一职由成都守将秦衍祚担任，他在成都驻守已有七年，对当地军情民情极为熟悉。
尽管秦良玉威名远播，但毕竟刚刚到任，且为女将，难免有人心存轻慢，暗中掣肘。
总兵官之下设一参将、四游击的编制。参将由一位苗族首领之子担任，此人在这次西南大战中，率领苗壮两族士兵多次冲锋在前，骁勇善战，不逊于秦良玉的白杆兵。
朱由校之所以任用他，也正因他为朝廷奋力作战，战后若无封赏，难以服众。
由于已在推行改土归流，四川境内已无土司存在，各地皆设立县乡进行管理。
朱由校还在四川设置了两位兵备参将，分别驻守重庆与毕节，两地形成犄角之势，扼守川黔交界要地。
该区域曾是土司势力最强盛的地方，奢崇明与安邦彦的根基亦在此处。
虽已平定，但局势仍不稳定，冲突频发，少数民族与汉人之间，常有流血斗殴之事。
若不派驻重兵把守，恐怕日后再有能人崛起，局势将再度复杂化。
重庆兵备参将由川中名将李维新担任，而毕节一路，则由朱燮元部下猛将杨明辉镇守。
王平等卫所武将则赏赐银两与绸缎，未予升职。
四川巡抚朱燮元加封左佥都御史，并获大量银两与布匹赏赐。
鲁钦则调任贵州，加封为贵州总兵官，统理全省军务，总兵府设于贵阳。
亦设三路兵备参将，分别驻守遵义、河池、安顺，呈三角之势拱卫贵阳，形成稳固的军事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