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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顾朝暄到底还是把情绪一点点收拢了回去。
她在房间里洗了把脸，把眼尾的红意慢慢压下去，又对着镜子站了一会儿，确认呼吸已经顺下来，才推门出去。
客厅的灯亮得温和，电视里春晚的声音铺开来，不吵，却有种让人安心的热闹。
秦湛予坐在沙发一侧，在她靠近时自然地伸出手，把她拉到身边。
她在他身旁坐下，肩线贴合得刚刚好。
没有人再提刚才的事，默契地把那一段留在房间里，妥帖封存。
谢老爷子看节目看得认真，偶尔点评一句，李婶端着水果和热茶在一旁忙活，屋子里有种久违的、安静而完整的年味。
时间一点点往前走。
春晚的节目换了一轮又一轮，窗外的夜色却悄悄变了。
起初只是零星的白点，后来渐渐密起来，雪落得很轻，却一片一片地铺下来，把院子和屋檐都覆上了一层柔软的白。
零点前后，李婶忽然从储物间里搬出一袋小型烟花。
不是张扬的那种，只是细细小小的手持烟花棒和冷焰火，火星跳得温顺，不会吵，也不惊人。
她笑着说一年就这一次，总得应个景。
院门被推开，冷空气一下子涌进来。
雪已经下得像样了，灯笼的红光映在雪地上，晕出一圈柔和的亮。
烟花点燃的时候，没有巨响，只有细碎的火花在夜色里轻轻绽开……
顾朝暄站在廊下，看着那些火光在空中亮起又消散，有种很不真实的感觉。
她少年时曾以为，北京的年是有固定的样子的：胡同口的灯，院子里挂起的红，屋里温着的茶，还有长辈不多不少的一句叮嘱。
后来她去了巴黎读书，家里出事，她回国又离开北京——人被命运推着走，越走越远，远到连“过年”都成了一种与自己无关的风景。
她似乎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在这座城里真正过一个年。
她想她得感谢秦湛予，谢谢他在江渚的那两个多月。
那两个月其实很短，短到放进人生里几乎称不上段落；可它又太长，长到她后来每一次回忆起“重新站稳”四个字，都绕不开那段潮湿、逼仄、永远也晒不干的日子。
江渚的潮气是有重量的。
它黏在皮肤上，也黏在人的心里。
她最难熬的不是穷，不是累，是“无名”。
不是名字被剥走的那种无名，而是你明明还活着，却像城市默许从世界上消失。
没人问你要不要好起来，没人等你回家，没有人再喊她顾朝暄。
于是她才去了江渚。
那是一座不认识她、也懒得记住她的城；在那儿，她至少不必每日面对旧人旧事的目光。
后来姥爷问她，为什么不回北京。
她当时只说“怕”。
可“怕”底下其实藏着更深、更难启齿的东西，她出来的时候，没有看到一个亲近的人。
铁门合上，阳光刺眼。
她站在台阶下，手里只拎着那只旧帆布袋，想的是：如果连等待都没有，那么“回去”这件事就像一个笑话。
午夜梦回，她常常盯着那条气窗透进来的冷光发呆，想：
姥爷是不是也嫌她了。
嫌她是落马官员的女儿，嫌她是害死谢家云青那个人的血脉，嫌她走过牢狱，配不上再踏进谢家的门庭。
她知道这种怀疑很难看，可自卑就是这样，如同潮气，见缝就钻，钻进骨头里，把一个人本来能站直的脊梁慢慢泡软。
她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杨淼那件事，她不后悔；家里出事她回国，她不后悔；姜佑丞那几拳，她也不后悔。
她认路从来直，撞墙也认。
只是她没料到代价会以这种方式砸下来……不是钱，不是名声，不是日子变苦，而是把她对自己的信心，一块一块敲碎，碎到后来连“我值得被善待”这句话都说不出口。
江渚是一座潮湿得让人骨头发软的城，墙角长霉，空气里永远有水汽。
她以为自己会在那里慢慢枯掉，如同一件被遗忘在阴影里的旧衣服，直到再也没有人记得她原来是什么颜色。
可偏偏就是在那样的地方，秦湛予把她从“无名”里拎了出来。
他喊她“顾朝暄”。
不是客气的称呼，不是随口的“喂”，是把她的名字咬得很清楚。
把她从泥里扶起来，逼她重新把自己当个人看。
那一声落下来，她的心口先是一紧，紧到发疼，疼完又有一种近乎荒谬的委屈。
原来她还配被叫名字，原来她还没有被彻底抹去。
彼时她站在谢宅廊下，雪已经下得厚了些，灯笼的红光在白地上晕开，似一盏盏温热的心脏。
烟花棒细碎地吐着火星，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