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想请你做一个系列讲座，”金室长念着邀请函，“主题是‘全球化时代音乐创作的多元身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明星讲座，而是真正的学术交流，听众主要是音乐理论、民族音乐学和创作专业的学生。”
林晚星接过邀请函，看到信笺上端正的韩文和英文双语印刷。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商业邀请，而是来自韩国顶尖学府的正式学术邀请。
“我需要准备什么？”
“一个三小时的讲座，包括演讲、作品分析和问答。”金室长表情复杂，“说实话，公司历史上很少有艺人收到这种邀请。这意味着学界认可你不仅仅是‘偶像’，而是‘音乐人’甚至‘文化实践者’。”
这个认可让林晚星既感到荣幸，又感到惶恐。她从未站在学术场合发言，更别说用韩语探讨复杂的文化理论。但她知道，这是验证自己创作理念的机会——如果她的音乐真的具有她所追求的深度，那么应该能够承受学术审视。
“我接受。”她最终说，“但我想请几位合作者加入，包括姜在宇前辈和朴老师。这样可以从不同视角展开讨论。”
“很好的想法。”金室长记下笔记，“我立刻联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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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定在一个月后。在这期间，林晚星开始了她人生中最密集的学术准备。除了常规的演出和创作工作，她每天抽出三小时阅读资料：从霍米·巴巴的《文化的定位》到韩国流行音乐研究论文，从离散美学理论到跨文化创作案例分析。
令她意外的是，姜在宇和朴老师都欣然接受了邀请，并且带着各自的学术深度加入了准备工作。
“我一直认为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不应该分开。”第一次筹备会议上，姜在宇带来了几本英文音乐学专着，“很多理论只是把艺术家直觉感受到的东西系统化。但反过来，理论也可以启发新的创作可能性。”
朴老师则从传统音乐的角度提出：“西方理论是工具，但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音乐哲学。韩国传统音乐强调‘余韵’和‘空白’，这和西方对结构和发展的强调是不同的美学。”
林晚星在两人的对话中看到了她一直追求的“第三种空间”——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不是传统也不是现代，而是在对话中产生的新理解。
她决定将讲座的结构设计成一个三层对话：第一层是她个人的创作经验分享；第二层是姜在宇从当代流行音乐角度的分析；第三层是朴老师从传统音乐哲学的回应。
准备过程中，她不断修改讲稿，反复练习韩语表达，甚至请了语言学教授帮忙润色专业术语。苏雨主动提出做她的“学生听众”，每周听她试讲并提供反馈。
“这里太学术了，”一次试讲后，苏雨坦诚地说，“我们练习生可能听不懂。能不能多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你在创作《时间胶囊》时，具体是怎么想到要采样老录音的？”
这个建议让林晚星意识到，她不需要扮演“学者”，只需要分享真实的创作过程。她重新调整了讲稿，减少了理论引述，增加了创作日志的片段、录音室的故事、与合作者的对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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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前一天晚上，林晚星独自来到首尔大学的露天剧场。这个能容纳三百人的圆形剧场将在明天坐满学生和教授，此刻却空无一人，只有月光洒在石阶上。
她走到舞台中央，想象着明天坐在这里的听众。这些学生中，也许有人会成为未来的音乐家、学者、评论家；也许有人正在经历和她相似的跨文化挣扎；也许有人会对她的创作提出尖锐的质疑。
“紧张吗？”
姜在宇的声音从阴影处传来。他站在入口处，手里拿着两罐饮料。
“很紧张。”林晚星接过饮料，“感觉比第一次登台还紧张。舞台上至少可以用音乐说话，这里必须用语言。”
“语言也是音乐的一种。”姜在宇在她旁边的石阶上坐下，“只是节奏和音高不同而已。记住，你不是在‘讲课’，你是在分享一段旅程。听众想听到的不是完美的理论，是真实的经历。”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够资格站在这里，”林晚星坦白，“我没有正式的音乐学位，没有系统的理论训练...”
“但你有创作实践。”姜在宇打断她，“学术界有时候太迷恋理论，忘记理论是为了解释实践。你的价值就在于你是一个实践者，正在创造理论还没能完全解释的东西。”
这句话给了林晚星意外的安慰。她想起尹美善曾经说过：“我宁愿听一个音乐家谈音乐，也不要听一个不会演奏的理论家谈音乐。”
他们坐了一会儿，看着月光在剧场中移动。远处传来学生的笑声，青春的声音在夜空中飘荡。
“你知道吗，”姜在宇突然说，“我大学时选修过音乐学，但中途退出了。因为教授说流行音乐‘缺乏严肃的艺术价值’。我当时想证明他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