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特的心里虽然有怀疑，但这个时候说出去，那就只能说是他嫉妒心重。反正，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他现在也无非就是一个看客，能开看到文件，是总部发动大家一起找茬，看看能不能看出来什么破绽。凯特有一些疑问，但闭嘴了。这种事情，少出头的好，如果失败了，也是路易斯自己承担责任，他发扬什么大公无私的精神。在这里，这种人，叫做异教徒。那是要被烧死滴！想到这儿，凯特干脆就继续看热闹。风头正盛的路易斯在传回第四......雷洛签完合同回来时，正看见庞北蹲在邱元堂办公室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捏着半截烟，烟灰积了长长一截却没弹，目光落在街对面一栋三层红砖楼的招牌上——“南洋航运代理公会”，铁皮招牌被海风刮得哐当作响，油漆斑驳，边角锈迹如血痂。他没说话，只把刚盖好印的租约递过去，纸页还带着油墨未干的微潮。邱元堂接过合同，指尖顿了顿：“这栋楼……是黄家名下的。”郭令泽从屋里端出三杯粗陶茶碗，热气袅袅升腾，茶色浓得发褐，是本地人惯喝的槟榔芋根熬的苦茶。“黄家二房管产业，大房管政事，三房管码头调度。”他放下碗，指腹在碗沿轻叩两下，“我们之前跑单子，常去他们调度室递单，黄家三房那个黄崧，五十岁不到，抽烟用金嘴烟斗，说话慢，但每句都钉进骨头缝里。上个月九条会社被吞，就是他亲自带人去谈的。”庞北吹了吹茶面浮沫，尝了一口，苦得舌尖发麻，却笑了：“那正好，咱们劳务派遣的第一单，就往黄家码头送人。”“啊？”邱元堂手一抖，茶水泼出半滴，“黄家码头？他们连自家工头都用族谱里挑出来的，外人连码头闸口都摸不着！”“所以才要送对的人。”庞北放下碗，从衬衫内袋抽出一张薄薄的纸，展开——竟是张泛黄的旧船票存根，墨迹已晕开，但“1948年·马六甲港·‘福星号’”几个字仍可辨认。“我爹当年就是从这条船跳海逃难过来的，后来在黄家码头扛过三个月麻包。临走前，他帮黄家老太爷抬过棺材。”他顿了顿，声音压低，“黄老太爷咽气前，亲手给他塞了块银元，说‘林家人讲信义，记住了’。”屋内静了三秒。郭令泽喉结滚动：“你……你爹是林伯庸？”庞北点头。邱元堂猛地吸了口气，脸色变了：“林伯庸？就是当年帮黄家挡过土匪劫货、后来被砍了三刀还背着重伤的黄二少爷蹚过沼泽的林伯庸？！”“是他。”庞北把船票折好收回口袋，“黄家祠堂西厢第二排神主牌，最底下压着块没刻名的青石碑，背面有道裂痕——那是我爹替黄家挡刀时，刀劈在石碑上留下的。黄家没人提这事，可每年清明，那块碑底总有人新擦一遍灰。”郭令泽和邱元堂互看一眼，眼神骤然不同了。不是敬畏权势，而是突然读懂了一种沉在血脉里的契约——南洋华人活命靠的从来不是合同，是代代相传的恩义账本，写在石碑上，刻在码头石阶的凹痕里，烙在逃难者裤脚沾的泥巴中。“那……”邱元堂声音发紧，“黄崧知道么？”“他不知道我爹是谁，但他知道那块碑。”庞北起身拍掉裤子上的灰，“明天上午九点，你们跟我去黄家码头调度室。别带合同，别带名片，就带三样东西——一壶苦茶，两斤刚晒干的虾米，还有一张我爹年轻时的照片。”“照片？”郭令泽愣住。“黄崧左眼底下有颗痣，跟我爹一样。”庞北转身推开木门，海风卷着咸腥扑进来，“他十五岁就在码头当学徒，亲眼见过我爹扛麻包的样子。有些脸，二十年不会忘。”次日清晨六点，邱元堂和郭令泽已候在码头外的椰树林里。天光未亮透，雾气湿重，远处吊机铁臂轮廓模糊如巨兽脊骨。邱元堂反复检查帆布包里的东西：粗陶壶、虾米油纸包、相框——照片上青年穿褪色蓝布衫，肩宽腰窄，正笑着扛起半人高的麻包，右臂肌肉绷出流畅弧线，袖口磨得发白，却干净得没有一丝汗渍。“你说……黄崧真能认出来？”郭令泽压低声音。邱元堂盯着相框里青年的眼睛：“你看他站姿。码头扛包的，脊椎要像竹子一样直，不然麻包压垮腰。可普通人再直，肩膀也往下塌——只有常年练过南拳的，才能把肩胛骨锁死在背后，像两片铁叶子。我阿公说过，黄家当年请的护院师傅，教的就是这种站法。”话音未落，林子外传来沉稳脚步声。三人齐齐转头。黄崧来了。他没穿西装，只套了件洗得发灰的卡其布工装，左胸口袋插着三支铅笔，腰间皮带上挂着黄铜哨子。最醒目的是左眼下的痣，比芝麻略大，随着他眯眼打量三人的动作微微颤动。他身后跟着两个穿制服的年轻人，手里拎着铁皮保温桶。“邱家的小子，郭家的？”黄崧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生锈铁板，“听说你们的代理行关门了？”邱元堂上前一步，双手递上帆布包：“黄叔，我们给您带了点东西。”黄崧没接，目光扫过相框。那一瞬，他眼皮极快地跳了一下，右手食指无意识抚过自己左眼下那颗痣。三秒钟后，他忽然伸手，不是拿包，而是直接掀开相框背面——那里用黑墨写着一行小字：“福星号·四八年八月·林伯庸摄于马六甲”。“他……还在？”黄崧问。庞北上前，从邱元堂手中接过相框，轻轻放在黄崧摊开的掌心。海风掀起他额前碎发，露出眉骨一道浅疤：“他去年冬天走了。走前让我来南洋，给黄家码头送一批人。”黄崧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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