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土墩子”点点头，“不是老跛子剩下的吧？”
“专门给叔吊的呢。”我跟着“土墩子”进屋，拉开椅子，递上筷子，斟上满满一杯。“您喝，叔。”
“土墩子”抓了两粒花生米，扔进嘴里，嚼得脆脆响，顺着香“滋滋”地抿进了一杯。“什么事？”他用筷子敲了敲碗沿。
“叔，我不想放牛了。”我不等他开口，忙着把想好的话全倒了出来。“我眼力是差些，做不到十二个的大满工，十个的小满工还是能的。叔，我也长这么大了，天天放牛，一个伢子样，‘扁头’马上都要当兵保家卫国了……你答应我吧？”
“土墩子”抬起头，“啪”地放下筷子，“要是晓得你讲这个，我这吃下的花生米，白天不讲晚上老跛子也会从喉咙管里给我扣出来
。不是叔我小瞧你，你那身子是劳力的身子？要是口粮不够吃，晚上叫‘扁头’送十斤过来……”
“我有什么够吃不够吃？一张嘴，哪里塞不满？叔，我还养着老母猪呢。我……”我哪说得清我那古怪的想法。
“别‘哦啊哦’的了！回头我让大队绞米厂的米碴和粉灰全抵给你，一年交大队四头小猪，加上放牛工，差不多是大满工了。”“土墩子”站起来就走，在门口，他一脚里一脚外地说，“叔存情你的酒菜了。”
我被“土墩子”拦得死死的，他肯定认为我神经出了毛病，放牛这种轻巧工分活儿要不是我“小老”还不被打破头皮地争呀？
我叫“扁头”喊我“小老”，被骂成我是在犯神经。“扁头”跟他大一样不接我的茬，他突然大笑起来，“你知道不？‘大卵子’也报名参军了。”
“大卵子”跟“扁头”，现在大家都能挑担子了，干仗是不干仗了，但俩人在大队里较劲是常有的，去年收晚稻，俩人比力气甩稻把，一口气甩一稻柜不歇劲，比得口吐血沫子也没有分上下。
我是在犯神经吗？我要是真的能跟“扁头”他们那样正常地犯回神经，也算是个事儿，我连犯神经的机会都没有人给。我在夜里“呸”我自己，“呸”得喉管里冒青烟。是的，老天让我生下来，直接扔进了夜晚的黑洞里，白天都是“扁头”他们的。我凭什
么在白天去照那张破相呢？犯神经！
我“滋”地撕了那张照片，可低头一看，撕下的却是“扁头”。我和小椒还好端端地坐在歌颂**的标语前，我的脸突然烧得烫手，这要是被“扁头”看到还了得，急忙跑到灶屋里用饭粒将照片粘好，但“扁头”和小椒身间的那条裂痕，清晰可见。我完全可以将照片扔进锅洞里烧掉，事实上再也没有人问过这张照片。同样的照片，“缩脖子”师傅送来三张，“扁头”的一张压在一头沉柜子的玻璃板下被泼了的茶水洇了进去，很快花得看不清人脸；小椒的，同底版一起给了她姆姆，再要时，她姆姆犯糊涂不晓是塞在了哪里。我却把粘好的照片夹进了平时夹毛票的一本《红旗》杂志里，还经常去看它，之后再也不心跳，再也不脸红。
既然我会犯神经，那就决定再去犯犯。寒露的头一天，我喂饱了十二头牛，又将八个栏圈垫得厚厚的，便来到大队部。大队干部正在开会，后来才知道，是公社的干部来给他们开会，布置吃大锅饭的事。老鸦洲一个大队两个生产队二百五十七户五百九十九口人，只许生一个灶。“土墩子”正在硬着脖子不同意，他说：“**打江山坐天下，哪会管这吃饭放屁的事？我们洲上不超前，也不落后，江边公社只要有大队搞，我们就搞。可这么多人吃饭，哪里买那
么大的锅呢？”我就是这个时候进去的。
我说：“大队干部都在啊？从明天起，‘小老’我不放牛了！”
公社的和大队的干部都看着我，我从外边的太阳地里来，没能全看清他们，只找到“土墩子”在看，他脸铁青铁青的。我转背要走，他指指民兵营长说：“让上洲村的‘犁别耳’接下看两天牛再讲。”
“扁头”不是不喊我“小老”么？哎！我自己喊，我要像秋浦县城里的男人把“我”称“老子”一样地称呼自己。“土墩子”不是不理会我么？我是瞅着机会当着全大队干部面说的。怎么着，这都是犯神经。
秋雨没有下来，洲上的油菜浇下头遍水粪的时候，我请了上洲村能沾点亲带点故的六个人将我大大我姆姆其实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留下的四间带院子的老屋进行了翻盖。要是其他人家，这不是什么大事，可是到了我，觉得是登天的难。来搭手的人很多，“大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