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天津
辽东的事朱由梼不知道吗？他要是敢指着灯说不知道，那绝对是要被天打雷劈的。
但是知道又能如何呢？抚清战役的全面失利仅仅是明廷在辽东统治失败的一个具象的表现罢了，早在李成梁高压统治政策被终结，朝廷自以为高明的搞起“以夷制夷”的套路后，这个结局就是注定的。即便不是女真建州部，也会是别的夷族部落。
在放眼整个大明，辽东之事也不过是帝国衰亡的一个缩影而已。他朱由梼可真是没有一举大旗便改天换地的本事，也做不了以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那样的事。
大明的问题不在于辽东仗打的如何，根本上讲大明早就病了，而且病的很深，辽东仗打的再好，即便是现在就能灭了努尔哈赤，也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挣扎而已。
与其将自己绑缚在终究要堕入深渊的破败战车上，还不如务实一些，逐步的、扎实的解决根本问题。而他现在做的就是在寻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尝试。
由此，朱由梼并没有对后金在辽东的崛起做什么，而且现如今势单力薄的他也做不了什么，此番也不过是卡着辽东战败回报京师的时间点，上报自己在天津搞事的成果，利用朝廷上抓大放小的惯例来为自己更好的控制天津再多争取一点时间而已。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一定要在四月十八上报，又非要朝廷在四月二十五之前派人的原因。
这么做也是有风险的，但凡是张廷玉等编撰明史时耍花活，或是预判的辽东往来京师时间有差池，再或者朝廷内就天津之事一早就达成共识，朱由梼这点小谋算都算是破产。
不过好在朱由梼主角光环够硬，又让他给玩成了。
这些天朱由梼在天津也不是什么都没做，王坪方、廖章文被他派去协助李衡春张罗筹建天津民政衙门。程力、崔卫城也没捞着清闲，被他派去秘密调查自天津出海的海贸事宜。他自己则是带着大长腿刘飒进驻天津右卫直沽码头、现在叫东方公司天津直沽船厂，亲自拾掇起登莱水师分派天津所部了。
之所以这般操作，便就是真正的开始切实整顿天津了。
天津三卫开衙设县之所以不好办，根本的原因不是天津三卫裹乱、也不是漕运掣肘，而是因为海贸。
天津之所以利益牵涉的多且广，根子就是在海贸上。这里是明廷皇室、朝廷勋贵、文臣集团以及其他杂七杂八的势力非常重要的海贸出海口。
大明朝的海贸从来就都是羞羞答答的，根子就是自太祖时起便时断时续的海禁政策的原因。大明立国后，因胡惟庸一案，彻底施行海禁政策，虽后有成祖时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之后便是严苛彻底的禁海，穆宗时虽有反复，但海禁的政策还是一直延续下来。在隆庆朝至如今虽然开海，但范围只局限在闽浙等几处，且有朝廷准许的海贸也就是那么几家，这就导致了典型的供不应求的局面。
老朱家从太祖到如今，有一个算一个，经济学绝对都是不及格的，市场导向的巨大威力就必然会导致了走私，那可是出去一船丝绸，回来就是一船白银的绝对暴利的买卖。
这样的买卖皇室自然想独吞，可是实力和现实都是不允许的，由此由巨大利益为核心，各方势力纠集在一起形成的海贸走私集团便就应运而生。
要走私就得有港口、有码头，要不然啥事也干不成，而天津就自然成了一众能够在官面上说上话的某些人的重要枢纽了。同时，能做成走私，还得在地面上有人照应，相较于其他地方，天津可就好办多了，地头上就三个卫所，跟兵弁打交道可比和文官痛快多了，由此天津三卫便就成了某些人某些事的依靠了。
港口、码头有了，地面上的依靠也有了，接下来就得打通缉私这一关，穷的叮当烂响都到了扰民地步的登莱水师又怎么能经得住人家金钱攻势的腐蚀呢！
于是利益链就有了。时日久了，天津三卫和登莱水师自然也是不甘只收保护费，于是乎便也就掺和到了其中。由此，以天津为核心也就聚集起来一个庞大且复杂的海贸走私集团，也正是他们在始终的掣肘天津开衙设县的事。
但同时也是因为繁荣的走私行为，导致了天津聚集愈来愈多的民户，又进一步影响天津三卫所辖的治理事宜，变相也是推动了天津开衙设县的动议。好笑不好笑呢？
至于说天津三卫、及天津防务的糜烂，那跟这事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家这些走私犯可绝对不背这个锅的，那是你大明军制总体败坏的牵扯，你们可不能冤枉‘好人’啊！
但这一点却又成了朱由梼破局的关键点。大明军制败坏已久，其中也是牵连甚广，随便换一个人都不敢向朱由梼这般的雷霆扫穴、连锅端。由此，朱由梼的整个计划也就显露出来了。
朱由梼早就清楚天津之事的根结，所以他的目标始终都是走私集团，始终都是海贸，这盘棋他也是在很早之前就布下了先手。
组建东方公司漕运总会便就是第一步，根本的目的可不是掌握什么漕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