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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听此言，不过是一句寻常建言——为国储才，服务营建。

    但细细思量，却令人震颤。

    当今天下，户籍森严。士农工商，各归其类，世代相承。

    匠户限于工籍，子孙不得改行；军户守于边卫，难以脱籍谋生。

    此前虽因铁岭卫迁徙、辽东屯垦、耐寒稻种推广之故，推动军制变革，废除卫所私兵之弊。

    可今日所提“文教兴国”，竟非传统诗书教化？

    竟是要打破陈规，设学授技，专培匠才？

    满朝文武，刹那醒悟。

    空气仿佛凝固。

    有人惊愕，有人犹疑，有人悄然动容。

    不！

    事情远比表面复杂得多。

    那位皇长孙的举动，回顾以往数次行事，无一不是暗藏深意。

    这一次，同样如此。

    绝非单纯为了振兴工匠行业便可解释。

    若真要“教化”百工，那么，由谁来传授技艺？

    又以何种方式施“教”？

    尤其当“教化”一词被冠之以儒家正统意味时，满殿文官顿觉寒气自背脊升起。

    这个词，历来专属儒门。

    它意味着礼乐征伐自君子出，意味着士居四民之首。

    自古以来，“四书五经”为立国之本，科举取士维系着士大夫阶层的尊严与权力。

    如今竟要将“教化”用于匠人？

    一旦开了这个先例，明日是否就要设立“工科”取士？

    是否百工子弟也能入朝为官？

    那寒窗苦读数十载的读书人呢？

    他们的功名、前程、信仰，又置于何地？

    更进一步想——

    若“百工之学”逐渐取代“八股文章”，大明的根基是否将动摇？

    数千年来奉行的礼制秩序，是否会被彻底更易？

    有人脑海中浮现出战国年间百家争鸣的景象。

    墨家尚技，重实用，讲机关制造。

    难道皇长孙意图复兴此类学说？

    否则为何偏偏用上“教化”二字？

    这四个字，如惊雷炸响在众人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