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医籍。

    军户执戈，守卫疆土。

    人人守其本分，国家方可稳步前行。

    然而——

    问题也正由此而生。

    一个人尚未出生，命运便已被注定。

    在这种一成不变的体系下，自由无从谈起。

    怠惰尚可约束，真正的症结在于人心的麻木与抗拒。

    可他们无力挣脱枷锁，只能日复一日应付差事。

    长此以往，虽表面看仍是“家传手艺，代代相继”。

    实则技艺停滞，创新断绝，整个行业早已积弊深重。

    外来力量未曾注入。

    终身束缚的匠籍体制，不仅拖慢了制造速度，更使技术发展停滞不前。

    或许正因如此，尽管“火药”早在宋朝便已问世，“火铳”与“火炮”也陆续登上战场核心位置，可几百年流转，至大明尾声之时，技艺仍如旧日般缓慢爬行。

    进步并非没有，只示威弱得如同晨雾遇阳，转瞬消散。

    两百七十六年的岁月长河中，那点变动几乎不见波澜。

    相较之下，后人所见的兵器演化，在数十年间便翻天覆地。

    倘若大明依旧固守匠户世袭、父死子继的规矩，那么朱雄英倾心交付的技术遗产，几十年后，除少数真心守护者外，多数人只会敷衍应付。

    五十年一过，祖传父，父传子，子孙仍在原地重复旧法。

    这并非危言耸听。

    在大明，科举以“四书五经”为纲，八股取士才是正途，

    匠人前途一眼望尽，谁愿投身其中？

    若将来欲兴大业，修通全国省府州县之道路，所需工匠从何而来？

    钢铁出自何处？

    火车的车身、引擎、铁轨、零件，又由谁来打造？

    国力强弱，根本在于生产力高低！

    而这，正是朱雄英提出“百工振业”的深层缘由——其艰难程度，甚至超过“一绝北境之患”。

    “人才，必须由大明自己去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