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天，民间敬之如神明，朝中亦多拥戴。

    可一旦推行此策，恐怕所有文臣、儒士、监生、学子，都将视他为敌。

    可是，因为畏惧反对，就止步不前吗？

    不。

    他心中有六百年后的文明回响，灵魂深处烙印着未来的智慧光芒。

    他是大明皇室血脉，是帝国将来的执掌者。

    怕什么？

    若惧人言，当初就不会提出那般触动权贵的“财政与军制改革”。

    更何况，他早已布下伏笔。

    这也正是他选择提“文教兴国”，而非“科教兴国”的根本所在。

    文教二字，似乎仍扎根于儒学的传统脉络之中。

    追溯源头，先秦时期的儒学，并非孤立存在。它在诸子百家的争鸣中不断吸纳、演变。

    在那之前，儒者所崇尚的并非空谈义理。

    汉唐之际，君子六艺中明确包含“骑”与“射”，皆是实操之术，关乎体魄与战技。

    只是后来，经由层层修订与取舍，原本兼具文武之道的学问，渐渐偏移了方向。

    于是便有了今日这般景象：书生不识弓马，却敢论兵事；纸上谈兵者高居庙堂，反令实务之人束手无策。

    这种风气，并非自古如此。

    确切而言，是在前宋时期才逐步成型。

    而如今的大明，幸有太祖皇帝镇守江山，朝纲未堕，武备尚存，此等弊病尚未显现。

    但历史的轨迹早已留下印记。

    待到那位被称作“大明战神”的帝王，在土木堡一役中将永乐留下的将领尽数折损之后，朝廷格局为之一变。

    自此，武将退出权力核心，文臣再度掌控朝政。

    成化年间，八股文进一步固化，科举之路越走越窄，选拔之法愈发僵化。

    直至“东林书院”崛起，文官集团更是借讲学之名，广植私党。

    他们口口声声“忠君爱国”，可所作所为，实则分割皇权，架空政令。

    其势之盛，竟使后世天子难以触达民间疾苦，朝廷与百姓之间，渐成隔阂。

    在朱雄英眼中，这种专利于士大夫阶层的“腐儒之学”，连同僵化的科举制度，绝不能在大明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