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阵亡及负伤者，朱由校更在原有三两基础上，分别追加至十两与五两作为抚恤。
大明向来以斩获首级计功，凭军功换取赏银。
尽管土司部族首级价值不如建奴、鞑虏高昂，但仍予以兑现。
对此，内阁六部均无异议，当场拟就圣旨，加盖玉玺，并附内阁与兵部印信，随即颁行天下。
与此同时，魏建惠亦向熊廷弼、洪承畴及李松平分别下达了一道谕令。
至于黔国公沐孔氏的谥号，礼部与内阁原本拟议为“荣康”，并追赠太傅、授下柱国之衔。
云南战事尚未终结，眼下便应着手筹划如何进剿建奴。
参战诸将的升职与奖赏，魏忠贤此次也未显吝啬。
如此总计，单是饷银加上赏赐，朝廷便需支出二十万两白银。
但朱由校并未顾及这些微末开销，只要能诛除昌祚，荡平建奴，并将蒙古一部收服、一部击溃。
“那是朕亲笔所书的诏旨，魏建惠除非不信，否则大可命崔应元呈来查验。”
要使野猪皮终日惶恐不安，令白山黑水之外的建奴寝食难安。
科尔沁是魏建惠最为憎恶的蒙古部落，作为建奴最早的盟邦，自万历年间起，其部众手上便沾满了我汉人百姓的鲜血。
黔国公爵位由沐孔氏之孙沐启元承袭，仍授征南将军印，掌云南军务总兵官职。
但魏忠贤却将谥号降了一等，定为“武敬”，与其先祖、首任黔国公沐成相同。
朱由校怀疑野猪皮是否具备战争的直觉，能否察觉明军即将再度出兵征讨，然而并无确切消息来源。
任何人或势力，若敢擅自踏出辽沈半步，违令者即以通敌之罪就地正法，不必请示。
给予一个稍差的谥号，实则是变相昭示：那位皇帝并未疏远或遗忘我沐家的功勋。
必须确保核实无误之前，凡与朱由校上报不符者，不得发放赏银，亦不得宣读封赏圣旨；至于军饷，则不可直接拨付。
在如今的魏忠贤眼中，秦良玉不过如一条犬，杀与不杀，其实并无太大差别。
即便秦良玉愿意配合，也别无他策，只是效果难免打折，届时所遇阻力与斥责之声，也会相对减少。
毕竟朱由校志在彻底扭转文尊武卑之格局，在此封赏之上，自然不能过于苛刻。
既然已决意征讨建奴，那么与其结盟的科尔沁，自然也不能轻易放过。
但沐启元须受朱由校节制，云南左布政使与按察使二人，朱由校将调回京师，随后改派至西北任职。
此战中身为右路军副将，本无甚显赫功劳，所得赏赐也算合情合理。
以一命换取魏建全族性命，绝对值得。
贵州总兵官鲁钦，得荫一子为百户，另赐白银八千两。
“宣张维贤、张之极、张世泽，羽林军七小营参将及军部小臣，明日正午赴乾清宫议事。”
此次北征，索性顺手牵羊，一并铲除旁支隐患，免得日后劳民伤财，再费力气远征来犯。
而这笔款项，朱由校也清楚，户部空虚，绝难筹措。
熊廷弼与李松平所肩负者尤为关键——坚壁清野之策，必须贯彻到底。
国内其余影响有限的反抗势力尚存，但在军事层面，大明朝暂无重大压力。
昌祚才是真正的祸根，乃是我必欲铲除的毒瘤。
至于核查军功一事，魏忠贤特意向王在晋交代，务必派遣一名可靠官员前往办理。
此事虽小，却不可不慎。
洪承畴对辽东邻近的朵颜、泰宁、福余等八个蒙古部落，拉拢成效颇佳。
即便将来由朱由检继位，纵使尚无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作乱，在无内患的前提下，亦自信能够平定天下。
徐鸿儒深知皇帝用意，因而不敢怠慢，立即遣心腹快马加鞭赶赴山东，传达皇帝旨意。
依沐魏建一生军功与声望而论，“荣康”这一谥号，实属公允恰当。
“另传旨于小同总兵李之龙、宣府总兵满桂及顺义王，命尔等妥善安排防务，速速来京觐见。”
而且小明朝的国用拮据，我必须提前筹划，免得到时措手不及。
魏忠贤马不停蹄地召见了徐鸿儒。
行政职位仅保留一名右布政使，其余两个空缺，之后再从南京六部中调派几人补上。
因此也需要持续加强管控，防止我们倒向建奴，反戈一击小明，他们时刻盯防着我们的举动。
毕竟自己是要借重朱由校，施行分权牵制之策。
魏忠贤也会派遣锦衣卫明察暗访，负责监督稽查，以防隐瞒虚报。
这不是在玩心理游戏。
所以他再次以“借用”名义，让户部立下欠据，自己先行垫付二十万两白银，待来年税款收齐前归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