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

    相关规章及军权划分亦极为明晰。

    兵部原有的兵权被彻底剥离，自此之后，再无统辖军队之权，包括武举选拔与练兵事务皆被收回。

    其职能基本回归洪武年间的旧制，仅保留核实军功、拟定军队增减计划之权。

    其余权力悉数划归军部，且军部官员不再由文官充任，改由屡立战功、稳重老成的武将担任。

    并仿照汉代重号将军之制，凡在军部任职者，皆授新增的前、后、左、右将军印信。

    官秩定为正二品，与六部尚书相较，在职责与地位上完全对等。

    恰设四员，地位相衡，权力均等，避免重演内阁首辅、次辅之争，导致一人独揽大权的局面。

    当然，他们亦不掌握实际兵权，职能类比内阁，专责协助皇帝处理军政与国防要务。

    形同皇帝的军事顾问，仅有参议之权，而无决断之实。

    参谋司与后勤司亦一并划入军部管辖。

    户部拨付的军费粮饷，直接对接后勤司，不再经由兵部之手，从而在制度上最大限度遏制贪腐之弊。

    更为关键的是，文官与武将之间的关系，自此不再是上下隶属，而是趋于平等。

    无论边军，还是早已名存实亡的五军都督府，皆直接受军部节制。

    众所周知，一向自视清高的文人士大夫，素来轻视武将。

    朱由校此举，正是担忧武将在外征战，却因文官掣肘而得不到后勤保障。

    历史上军队被文官借职权或名义克扣压制之事，历朝皆有发生。

    至于武将的升迁与调遣，则须军部与兵部共同议定方可生效，此乃朱由校有意为之的制衡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