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生意往来颇为兴盛，尤以沿海地带最为繁荣，市井喧嚣，货物流通不断。
史书曾记，崇祯朝时北方战火连天，中原大地荒无人迹，白骨遍野。
可江南数省却宛如避世之地，虽谈不上富足，但百姓尚能糊口，不至于流离失所。
徽州商人、盐业巨贾、浙江商帮，一个个腰缠万贯，宅邸奢华，金银堆满库房。
这些人朱由校早有清算之心，只可惜眼下脱不开身，北疆事务如山压来，难以抽身南顾。
北方商贸虽不及南方鼎盛，但其战略价值不容忽视。
掌控此地商道，等于扼住蒙古人的咽喉，使其进退维谷。
同时也能震慑边关将领，令其不敢阳奉阴违，权柄自收。
尽管他已抄没众多官宦之家，银库积攒了六七千万两，可国库依旧空空如也。
若非他屡次拨款接济户部，仅凭如今这番挥霍，朝廷财政早已崩塌。
没钱，许多大事便寸步难行。剿灭建奴需军饷，北伐草原更需粮草如山。
这般规模的战事，没有银钱支撑，一切皆是空想。
既然眼下无法出关征战，那就只能另寻出路，用其他手段稳住蒙古各部，暗中施加影响。
大明与蒙古拉锯两百余年，直到嘉靖二十九年，因互市争端，俺答汗率军南下。
庚戌之变爆发，铁骑直逼京师，嘉靖被迫答应开放边贸，给予诸多利益，方才平息战祸。
所谓互市，说到底就是做生意。
蒙古人离不开内地的茶叶、食盐和粮食，这些东西对他们而言如同性命。
既然如此，便可借此设局，掌握主动。
眼下漠南混乱不堪，但西北、河套一带仍有土默特等数十个部落盘踞。
漠北更有喀尔喀联盟虎视眈眈，敌势遍布四方。
短期内难以一一铲除，唯有先图缓策。
只要彻底肃清走私，将边境贸易收归皇家商会统管，蒙古诸部便再难掀起波澜。他们或许还能苟延残喘，却再也无力南侵挑衅。
改革治国并非依靠杀戮便能达成，帝王行事必须顺应时势。
帝王的权威离不开臣民的支持，若无人追随，再高的地位也不过是空壳，如同汉献帝那般形同虚设。
这便是所谓的根基。开国之君之所以号令天下，正因为他们亲手打下的江山，拥有坚实的拥护力量。
军队、将领、功臣、勋贵，皆忠心耿耿，构成皇权不可动摇的支柱。
继任者却难以继承这般深厚的根基，只能在文官体系前退让。于是文官逐渐成为连接皇权与民间的实际桥梁。
皇帝赋予他们权力，委托他们治理，久而久之，权力重心转移，文官集团日益坐大。
皇权被逐步削弱，威信日损，最终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一旦掌权，这些人便利用职务与关系网谋取私利，广占良田，垄断资源。
土地高度集中，百姓失去生计，饥荒蔓延，社会动荡由此而起。
大明面临的困境，除小冰河期带来的天灾之外，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财富与资源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
这些掌控一切的，正是地方的地主豪强与官僚士绅。
朱由校若想重振朝纲，带领国家走出危局，就必须打破旧有格局。
唯有清除那些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者，才能为新政开辟道路。
重新分配土地与权利，调整制度，方有可能延续国祚。
这是唯一可行的出路，也是历代王朝无法回避的选择。
无论是汉、隋、唐、宋，还是元，哪一个统一王朝不曾面临相似的十字路口？
若选择继续依附地主与士绅，换取表面安稳，终将走向灭亡。
宋朝优待士大夫，元朝甚至直接委政于豪强，结果如何？不过是加速崩塌。
若还想搏一个中兴气象，就只能彻底革新，与旧势力决裂。
如今的朱由校，必须重建属于自己的支持体系，扶持新兴力量，取代陈腐阶层。
作为一国之君，仅靠军队效忠远远不够，那样的统治难以持久。
普通百姓虽众，但受限于眼界与教育，尚不足以成为变革主力。
地方上的开明士绅与有识豪强，仍需争取。他们在封建体制中，确是维系国家运转的重要支柱。
朝廷想要管理广袤的疆土，必然要依赖地方官府。而这些官府若想维持运转，又不得不仰仗那些盘踞一方的势力。
所谓地方势力，无非是地主豪强、世家大族，还有那些在衙门里世代为吏的家族。他们扎根乡土，人脉深厚，百姓听其号令，官员也要看其脸色。
没有这些人支持，朝廷派来的县令，即便身披官服，手握印信，也难以真正施政。一句政令还未传出大门，便已被层层阻拦。
后人常言崇祯皇帝政令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