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反复无常、降而复叛的部落，朱由校早已决定不留活口。唯有斩尽杀绝，才能震慑草原诸部，重新立起大明的威严。
眼下漠南草原纷争不断，各部为争夺草场与资源厮杀不休，局势混乱不堪。
这恰恰给了朱由校插手布局的空间。
两百多年来，大明与草原时战时和，从未真正平定。每一次内耗之后，往往都是建奴坐收渔利，攫取最大好处，令人扼腕。
这一局面，朱由校绝不允许重演。大明始终未能如满清一般彻底掌控蒙古，根源在于朝廷长期以来的国策失误，以及对蒙古各部的态度摇摆。
自宣宗时期起，边疆土地便不断被放弃；到了景泰、天顺年间，连主动出击草原的能力都不复存在，只能龟缩防守，任人侵扰。
蒙古诸部的动向，向来以制衡为上策，用外力压制外患，在辽东一带亦是如此行事。
但这种手段的背后，必须依托强大的国势与军威作为支撑。
在正统十四年以前，大明凭借雄厚实力，将塞外各部玩弄于掌中，进退自如，得心应手。
如今情形早已不同，旧日权谋已难奏效。
老奴联合科尔沁多次出兵，接连重创本就衰微的林丹汗，逼得其连漠南王庭都不敢返回，只得率残部北迁，企图依附喀尔喀寻求生机。
其余稍有实力的部落，要么被击溃瓦解，要么俯首称臣，归顺建奴旗下。
自察罕浩特城以北，尽皆落入建奴与科尔沁掌控之中。
燕山以西，漠南东部尚存三卫蒙古，虽已递上归附文书。
朱由校心里清楚，他们不过是畏惧大明尚存余威，迫于形势才勉强低头。
一旦建奴铁骑压境，这些人必会立刻倒戈相向，毫无犹豫。
若真让建奴占据整个漠南草原，局势将彻底逆转，重现崇祯末年之危局。
那时，敌方可弃辽东不顾，绕道草原直扑内地，多耗些时日与代价而已。
大明将再次陷入被动防御，万里长城防线漫长，处处可破，防不胜防。
奴儿哈赤或许眼界有限，但他的儿子黄台吉却不可小觑。
此人乃是满清基业真正的奠基者，远非寻常草莽可比。
若无此人运筹帷幄，制定制度，推行改革，建奴不过是一群逞凶斗狠的边地匪帮。
正是他打下的根基，才使满清具备入主中原的能力与机会。
他对天下大势的洞察，对大明朝廷内外人物性格的把握，几近入骨三分。
其战略格局之深远，远超同时代多数豪雄。
松山一役，关乎两国气运，原本洪承畴胜算颇高。
若非黄台吉奇迹般撑过病榻，亲临调度，结局或可改写。
可历史从无假设，那肥胖如猪的家伙竟挺了过来，在战后才死去。
对于这个死而不僵的敌人，朱由校丝毫不敢轻视。
在整个建奴阵营之中，唯有黄台吉配称为劲敌。
至于奴儿哈赤、多尔衮之辈，在他眼中不过顺势而起的凡俗之徒，既无卓识，也无奇才，不足为虑。
草原中南部的蒙古各部，必须在最短时间内被牢牢掌控，手段要果断，行动要迅速。
唯有如此，才能让这些部落成为一道屏障，守在长城之外。
即便不能主动出击，至少能在敌情传来时及时示警，不至于等到刀兵临境才仓促应对。
他尚不知，黄台吉早已着手布局同样的方向。
黄台吉已看清辽东一时难以得手。
他向老奴进言，将战略重心转向广袤草原。
首要目标，便是统合那些早已四分五裂的漠南蒙古势力。
扩充疆土，积蓄力量，为将来南下图谋大明铺路。
察罕浩特，曾是蒙古大汗所建之城，象征着权力与正统。
林丹汗早在两月前便携家带口仓皇离去。
若非仍有部分人对林丹汗心怀不满，另有黄教信徒长期与其对立，此地恐已彻底荒废。
当黄台吉率正白旗与科尔沁联军抵达时，这座昔日草原上最繁华的“都城”，如今只剩残垣断壁，冷风穿巷。
“你们的选择顺应天意，长生天必将眷顾。从此你们归于大金治下，亦受大金庇护。”
黄台吉立于高台，俯视跪伏于前的蒙古各部代表，语气庄重，神情肃穆。
他言辞恳切，仿佛真是黄教虔诚信徒，一举一动皆合教仪。
此举果然赢得不少黄教信众的敬服。
蒙古人本就崇信天命，见其如此尊奉黄教，便深信不疑。
至于他内心是否真信萨满，是否真心皈依黄教，无人追问。
“愿长生天护佑覆育列国英明汗，护佑大金国运昌隆。大金将士必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有人高声颂祷，声音回荡在空旷的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