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迅速衰弱，朝廷对朝堂与地方的掌控力全面下降。
这些人在尚未真正掌握实权、没有站稳脚跟之前，竟敢在景泰皇帝面前，于奉天殿上当众打死锦衣卫指挥使。
由此可见他们胆子有多大，野心有多强。
而当时的皇帝朱祁钰，面对文官们在他面前打死自己的近臣，居然一句话都不敢说，坐在龙椅上被吓得呆若木鸡。
这无疑助长了他们的气焰。
在打死了锦衣卫指挥使之后，他们又以“清除王振余党”为由，再打死两人，并且不等皇帝点头，就将王振全族诛杀。
可怜的景泰皇帝，刚刚被推上皇位，就遇上如此血腥场面，哪里经得起这种打击，当场吓得逃回后宫。
他在朝堂上的沉默不语，以及事后的冷处理态度，彻底失去了厂卫的信任。
没有人愿意再为这样一个软弱的皇帝卖命。
他从此孤立无援，没有帝王的手段，也没有过人的天赋，在文官面前完全不是对手。
就在那时，文官的权势已经压过皇权一头，之后更是越来越盛。
从此以后，文官集团彻底掌握主导，曾经高高在上的皇帝，已不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开始肆意行事。
因此，在万历年间之前，确切地说，是在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之前。
大明朝始终无法修复这一制度上的缺陷。
因为文官们不答应，地方士绅大户也时不时跳出来反对，表示不满。
皇帝即使有心做事，也往往力有不逮。连眼光如此锐利、手段高超的宪宗皇帝都无法扭转局面，更何况其他君主。
张居正的改革虽见效明显，可惜时间太短，大明很快便重回老路——收税混乱，官员权大如天。
民生日益困苦，百姓再度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之后来小冰河期带来的恶劣影响，立国二百多年的大明朝终于走向了下坡路。
改革税收与粮税制度已刻不容缓，这是件足以撼动天下的要事，朱由校不得不格外重视。
他回京之后，便要与几位心腹大臣共同商议，制定出一套完整的税制方案。
因为前有张居正之例，朱由校若要再次推行类似改革，阻力自然会小一些。
但他本人却不宜直接出面。
由皇帝亲自推动，与让他人来主持，两者之间差距甚远。显然，推出一位有分量的大臣来做这件事，更符合他的利益。
内阁首辅王象乾，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朱由校确实想借他之手来抵挡压力，吸收来自官绅阶层的怨气，让他做这个“出头鸟”，但这并非随意决定，而是经过深思熟虑。
王象乾年事已高，时日无多，能为朝廷效力的日子已然有限。
当初之所以提拔他担任内阁首辅，也是因为朝中实在无人比他更合适。
彼时朝堂之上，东林党与三党官员占据多数，朱由校急需一位中立且资历深厚之人加以平衡，王象乾便是唯一选择。
经历几次整顿之后，朝廷中反对他的声音早已无力，王象乾本就是过渡之人，若到了该换的时候还不放手，对彼此都没有好处。
回到成都后，朱由校正式将秦良玉率领的白杆兵编入羽林军右卫军镇。
同时，参与此次战事、出兵协助平定叛乱的土司部队，也一并纳入其中。
自此，他们的身份彻底改变。
他们不再是朝廷用时召之即来、用完弃之不顾，被文官们轻视的边地武装。
他们的待遇，将与羽林军完全一致，仅在装备上略有差异，因应的任务与环境本就不同。
在今后一二十年中，大明朝的重心只能放在北方。
在尚未出现马克沁机枪的时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弯刀与骑兵，始终是中原农耕王朝的最大威胁。
而这些土司军队本就擅长野战，尤其是白杆兵，堪称这个时代步兵的巅峰。
他们军事素养高强，不必像羽林军那样大量装备火器，否则反而削弱了自身优势。
对于军事极为重视的朱由校来说，眼前有如此精锐之师，怎会不加以吸纳利用。
在整个明末的历史中，西南地区始终存在感不强。
李自成与张献忠等人的征战事迹，在史册中所留下的记录，远远不及辽东对抗建奴的内容详尽。
那些文字往往只是简略带过。因此世人大多知晓白杆兵忠诚护国、北上援辽的壮举，却对其它事迹知之甚少。
川中驻守着一支上万人的精锐部队，再结合云南黔国公府的力量，使得西南一带得以暂时安稳。
他在南方并无深厚根基，倘若要推行新政，唯有亲自坐镇方能见效。若非如此，政令难以真正落地。
他必须强化皇权的威信与号召力，使西南民众认识到，这里仍是大明朝的疆土，皇位仍属朱氏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