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立刻抓过桌上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和一支笔——原主用来记录灵感的，上面涂鸦着不少幼稚的歌词和不成调的简谱——开始快速记录。不追求完整，只捕捉那些闪过的碎片：一个下行后陡然回转的旋律线，一个切分节奏的鼓点设想，一句“也许离开才是对你最后的诚实”之类的歌词。
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灵感碎片的效力在持续。他完全沉浸在那种半清醒的创作状态里，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额角的疼痛，也忘记了门外这个陌生世界施加给他的压力。
不知过了多久，那种被推动的感觉如潮水般退去。他停下笔，看着笔记本上新添的、杂乱却比以往任何记录都更有“专业感”的几页内容，长长舒了一口气。
有用。系统的东西，真的有用。
他没有继续使用第二块灵感碎片和最后一张胶片。贪多嚼不烂，现在更需要消化和整合。
接下来的几天，韩东哲的生活变成了两点一线：宿舍和练习室。他严格按照经纪人的要求参加组合训练，舞蹈、声乐、体能。原主的舞蹈底子很一般，身体协调性和力量都欠佳，他只能咬牙跟上，汗如雨下。声乐方面，音色条件不错，但技巧单一，高音不稳，感情投入更是僵硬。他明显感觉到其他成员偶尔投来的目光，那里面或许有关心，但更多是评估和一种微妙的、对拖后腿者的不耐。
他沉默地承受着，将所有情绪压在心里，只在深夜回到那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时，才对着系统光幕，一点点梳理、试验那些记录的灵感碎片，结合提升后的作曲知识，尝试构筑更完整的乐句，设计更合理的歌曲结构。
他在模仿，在靠近。模仿《眼，鼻，嘴》那种抒情曲的骨架和情感浓度，靠近《谎言》那种黑泡流行的节奏框架和hook写法。但始终隔着一层。他知道问题在哪里：他缺乏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声音”，也缺乏将那些经典内核与这个时代、这个身份完美融合的“翻译”能力。生搬硬套，只能是拙劣的模仿秀。
周五下午，声乐课结束后，声乐老师，一位姓朴的中年女士，单独留下了他。
“东哲，”朴老师的声音很温和，但眼神锐利，“你的音准比之前稳定了一些，这是好事。但是，”她顿了顿，“你在唱歌的时候，在想什么？”
韩东哲一愣。
“技巧可以练，音准可以调，但歌声里的‘人’在哪里？”朴老师看着他，“我听不到‘韩东哲’想说什么，想表达什么。只有空洞的音符和模仿来的颤音。你提交给社长的那首歌，也有同样的问题。歌词写的是痛苦，旋律也试图悲伤，但一切都是浮在表面的。”
她走近一步，声音压低了些：“我知道车祸可能对你还有影响，公司压力也大。但如果你想真正站在舞台上，而不是当一个会发声的人偶，你得先找到自己‘声音’。哪怕它现在还不完美，甚至很粗糙，但必须是‘你’的。回去好好想想。”
朴老师的话像一根细针，刺破了韩东哲这几天用系统和忙碌编织起来的某种虚幻的屏障。他以为自己在靠近“成功”的捷径，却忽略了最根本的问题：他是谁？在这个世界里，作为“韩东哲”，他究竟想用音乐表达什么？
原主的记忆里，除了对出道近乎偏执的渴望和一些肤浅的“要做出好音乐”的念头，一片模糊。而他自己，前世那个不得志的制作人，他的愤怒、他的不甘、他对音乐纯粹的爱与恨，能直接套用在这个18岁的练习生身上吗？
那天晚上，他没有再去练习室，也没有对着系统光幕苦思冥想。他躺在狭窄的床上，睁眼看着漆黑的天花板，任由朴老师的话在脑海中反复回荡。
找到自己的“声音”？
他想起前世熬夜编曲的咖啡因眩晕，想起作品被甲方贬得一文不值的憋闷，也想起偶尔做出一个满意段落时那种纯粹的快乐。那些情绪是真实的，炽热的。
他也想起车祸瞬间的恐惧和空白，想起在医院醒来面对全然陌生世界的茫然，想起杨贤硕否决原主作品时，那虽然不属于他却依然能感受到的失落，想起练习时肌肉的酸痛和同伴隐约的疏离。
这些，也是真实的，冰冷的。
两种真实，在他的躯壳里碰撞、撕扯。哪一个才是“韩东哲”？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猛地坐起身，在黑暗中摸索到那个笔记本和笔。没有开灯，就着窗外漏进来的一点点城市微光，他凭感觉在纸上划写。不再是规整的旋律线或歌词段落，而是一些破碎的词组，混乱的线条，甚至只是用力划下的、无意义的痕迹。
“窒息……提线……镜子里的陌生人……光与暗的裂缝……伪装的笑容……真实的疼痛……”
笔尖几乎要划破纸页。
某种尖锐的、黑暗的、充满冲突的东西，在他心底翻涌上来。那不是《眼，鼻，嘴》的深情哀伤，也不是《谎言》的强势宣告。那是一种更混沌、更个人、也更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