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间山麓的暮色像劣质墨水般渗透进积雪的脉络——不是那种书店里卖的、能写出漂亮情书的墨水，而是你从生锈的铁皮罐里刮出来的、带着铁腥气的玩意儿，混着煤渣和陈年血迹的污秽。它贪婪地吮吸着残雪，把最后几片枯叶染成深褐，像被遗忘在坟头的裹尸布。安德烈把脸贴在冰冷的车窗上，颧骨被冻得发麻，呼出的白气在玻璃上结成霜花，扭曲了外面的世界。他数到第十二次确认——这辆破旧的巴甫洛夫面包车正在悄无声息地超载，超得像个东正教复活节宴席上撑破裤子的醉汉。车顶堆满了麻袋，里面鼓鼓囊囊不知装着土豆还是死人；车尾排气管喷出的黑烟浓得能腌鲱鱼；车门用铁丝勉强捆着，每一次颠簸都发出垂死的呻吟。安德烈数着车厢里的人头：他左边挤着个裹在褪色头巾里的老妇人，怀里抱着个鸡笼，笼子里的公鸡羽毛凌乱，眼神像看透了所有末日的先知；右边是穿破旧军大衣的谢尔盖，身上伏特加的酸腐味浓得能熏倒一头熊；还有两个沉默的农夫，肩上扛着铁锹，锹尖沾着可疑的暗红泥点；后座角落蜷着个穿校服的男孩，脸色惨白，书包拉链缝里漏出半截黑面包。加上司机瓦西里，这辆额定载客九人的“铁皮棺材”里，硬塞进了十三个活物和半车死物——玛尔法太太的鸡笼底下，还压着半扇风干的猪肉，油亮亮的，散发着屠宰场特有的甜腥。超载？这他妈简直是斯拉夫式生活的日常狂欢，是伏尔加河上漂着的浮尸，是集体农庄仓库里永远短缺的粮食配额里硬挤出来的生存智慧。在罗刹国，规矩是给死人和外国人定的，而活人？活人得在裂缝里找活路。

    “瓦西里师傅？”安德烈终于开口，声音在狭窄、汗臭与鸡粪味混杂的车厢里显得格外响亮，像一记耳光抽在死寂上。他手指无意识抠着座椅裂缝里露出的海绵，那海绵黑得发亮，不知浸透了多少代乘客的汗渍、伏特加和绝望。“咱们这车算超载了吧？被交警抓到要扣多少分？我听说现在新交规，超一个人都要吊销执照……”他声音发干，喉结上下滚动。他本不该上这车的。两小时前，在弗拉基米尔那个风雪交加的破败车站，他本该等那班正规的“伏尔加”城际巴士。可那车晚点了，站台上冻得像冰窖，广播里嘶嘶啦啦放着过时的苏联歌曲，一个穿胶皮雨衣的老头嚼着黑麦面包，面包屑掉在雪地上，立刻被一群瘦骨嶙峋的麻雀啄光。安德烈的火车票在辛菲罗波尔——他妹妹的婚礼，就剩最后几小时了。绝望中，这辆停在路边、车灯一明一灭的巴甫洛夫面包车出现了，瓦西里师傅从车窗探出头，咧嘴一笑，露出被劣质烟草熏得焦黄的牙：“去辛菲罗波尔？快上车！超低价！顺路！”——在罗刹国，顺路是个弹性比橡皮筋还大的词，能从加里宁格勒拉到海参崴。安德烈鬼使神差地跳了上来，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的溺水者。现在，他后悔了。这车况，这人，这鬼天气……他想起老家村口那棵老橡树下，老神父伊万·彼得罗维奇总爱说的话：“孩子，当你在暴风雪里看到一辆破车主动载你，先问问它是不是刚从坟地里开出来的。”当时他只当是迷信的胡话，现在，寒意顺着脊椎往上爬。

    开车的中年男人肩胛骨突兀地耸动着，发出夜枭般短促而干涩的笑声，笑声在车厢里撞来撞去。“扣分？那得有驾照才能扣呀！”他扭头，昏黄的顶灯下，一张被风霜和劣质伏特加刻满沟壑的脸。左眼蒙着块油腻的黑布，右眼浑浊得像两颗泡在福尔马林里的玻璃珠，毫无生气。他说话时，嘴里喷出的热气带着浓烈的、劣质伏特加的酸腐味，混着烟草和某种难以言喻的、类似铁锈的陈旧气息。“同志，驾照？那玩意儿能当柴火烧吗？能换一卢布买面包吗？”他嗤笑着，右手空荡荡的袖管在驾驶座旁晃荡。

    后排抱着鸡笼的老妇人——玛尔法太太——立刻划了个十字，指尖在胸前画出一个缓慢、虔诚的十字，嘴里快速低语着：“圣父，圣子，圣灵之名……”（她的动作带着东正教徒特有的、近乎本能的仪式感，仿佛十字架是抵御一切灾厄的护身符。笼子里那只红冠子的公鸡突然扑腾起来，翅膀疯狂拍打铁丝网，羽毛混着车窗缝隙钻进来的雪沫在车厢里飞舞，像一场微型的、不祥的暴风雪。“圣母啊……”玛尔法太太的银发在昏暗灯光下像团被风吹乱的蛛网，每根发丝都闪着寒光，她枯瘦的手紧紧攥着鸡笼，指节发白，“您……您没有驾照？”她的声音颤抖，带着农妇面对未知时的本能恐惧，却又混合着一种斯拉夫人特有的、对荒诞命运的无奈接受——就像面对又一个歉收的秋天。

    “何止没驾照！”右边穿破旧军大衣的谢尔盖猛地抬头，酒精让他的眼球布满血丝，像被砂纸磨过。他醉醺醺地挥舞着一只伤痕累累的手，手腕处露出一道狰狞的、蜈蚣般的旧伤疤。“你中午在弗拉基米尔酒馆喝了一升伏特加！我亲眼看见的！跟‘铁娘子’柳芭干杯来着！那酒劲儿，能醉死一头熊！”谢尔盖的声音嘶哑，带着退伍老兵的粗粝和一种被酒精浸泡过的、看透世事的疲惫。他身上的军大衣油光发亮，肩章早已磨烂，露出里面灰扑扑的粗布衬里。安德烈认得这种大衣——阿富汗战争时期的老式装备，肩带勒出的印子深得像刻上去的。谢尔盖曾是近卫军坦克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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