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资格。”许大茂叹了口气，“现在行医讲究学历、考试。可有些民间大夫，祖传的手艺，治好了不知多少人，就因为没有那张纸，成了‘非法行医’。前阵子西南有个老先生，家里几代治骨伤的，被举报了，差点进去。反而是些半吊子，靠着关系混个证，开药方子胆子比谁都大。”
何雨柱沉默地听着，手指敲着桌面。这些问题，他并非全然不知，但经许大茂具体说出来，显得更为尖锐。
“你有什么想法？”
“我想试着推动一下‘师承教育’的认证。”许大茂道，“让那些跟师学习多年的，也能有个正式的名分，至少别被打成非法的。另外，能不能跟几所中医药大学合作，搞个‘临床传承班’，请老大夫进去带学生，实实在在教点东西。”
“阻力不会小。”何雨柱沉吟道，“动了别人的蛋糕了。”
“我知道。”许大茂点头，“肯定有人跳出来。什么‘标准不能降低’啦，‘医疗安全’啦，帽子扣得大着呢。”
果然，当许大茂开始通过关系，试探性地提出“师承人员考核认定”以及“名医临床带教项目”的构想时，反对的声音很快就来了。
最先发难的是一位姓王的教授，在某次行业内部的座谈会上，他拿着稿子，义正词严：
“中医药的发展，必须坚持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现在提出什么师承认证，这是开倒车！是要把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教育体系和执业资格制度搞乱！那些没有经过系统科学教育的人，怎么能保证医疗质量？出了问题谁负责？”
他的话引来一些附和。另一位负责医师资格考试的官员也委婉表示：“现行的考试制度是公平的尺子。如果为少数人开口子，如何体现公平？又如何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
这些声音通过媒体和一些内部简报扩散开来，给许大茂推动的事情蒙上了一层阴影。
许大茂没急着反驳。他让手下收集资料，发现这位王教授本人发表的论文多是综述类，临床成果寥寥，倒是牵头制定了不少“指南”和“标准”，门生故旧遍布相关领域。
“哥，看见没？这就是块拦路石。”许大茂把材料递给何雨柱。
何雨柱翻看着，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屁股决定脑袋。他那个位置，当然希望所有人都按他定的规矩来。”
“怎么办？跟他打嘴仗没意思，也打不赢。”
“不用打嘴仗。”何雨柱放下材料，“找个机会，让他自己露怯就行。”
机会很快来了。一次由部委牵头组织的中医药发展研讨会上，王教授再次高谈阔论，强调“标准化”的重要性，并以其牵头制定的《中成药临床应用指南》为例，说明规范是如何重要。
会议安排有提问环节。许大茂安排的一位年轻学者——实则是联盟内一位功底扎实、思维敏捷的博士——站了起来，语气谦逊地提问：
“王教授，非常感谢您的精彩报告。我仔细学习了您牵头制定的《指南》，其中关于‘XX症候群’的成药推荐，提到了A、B、C三种药物。我想请教一下，根据古籍记载和现代药理研究，D药在此症的应用历史悠久，且证据等级并不低，为何《指南》中未予收录？是基于怎样的考量？是临床疗效数据不足，还是安全性证据有问题？”
王教授显然没料到会有如此具体且切中要害的提问，愣了一下，扶了扶眼镜，开始泛泛地谈“指南制定过程的严谨性”、“专家共识”以及“需要更多循证医学证据”。
年轻博士却不依不饶，继续追问：“据我所知，三年前XX医院曾开展过一项关于D药的多中心临床研究，结果显示其总有效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五，不良反应率低于百分之一。这项研究发表在《中华中医药杂志》上，请问专家组在制定指南时，是否参考了这项研究？如果参考了，不予推荐的理由是什么？如果没有参考，是否意味着我们的指南制定与最新的临床研究有所脱节？”
一连串的问题，基于扎实的数据和文献，问得王教授额头冒汗，支支吾吾，难以自圆其说。
会场内开始出现窃窃私语。在座的都是内行，谁在空谈，谁有实料，一听便知。
这件事虽未大规模传播，但在小圈子里迅速流传开来。
王教授“学术权威”的形象受到了质疑，他牵头制定的那些“标准”和“指南”的公信力也大打折扣。
原先一些附和他的声音，悄然低了下去。
许大茂趁热打铁，不再与这类“权威”纠缠，转而务实推进。
他选中了南方一所中医药大学作为试点，与该校签署协议，共同设立“名医传承工作室”。
聘请了三位年届古稀、但临床经验极其丰富的退休名老中医，以特聘教授的身份，带领筛选出来的十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