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市长秦风与刘玉凤相对而坐，面前摊开的不是宣传册，而是厚厚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招商方案以及一份关于投资方“天美集团”的详尽背景资料分析。空气里弥漫着咖啡的微苦香气和一种沉静的、专注于战略推演的氛围。
“天美集团的投资意向，是一剂猛药，也是一把双刃剑。”秦风指尖点着天美的资料，开门见山，“他们实力雄厚，运营经验丰富，若能引入，项目落地速度和品质能有极大提升。但他们的胃口也大，要求整体运营权，对利润回报要求极高。我担心一旦放手过甚，项目的主导权和公共属性会受到影响，特别是我们试图嵌入的那些环保和社会责任条款，容易被架空。”
刘玉凤推了推眼镜，目光扫过报告中对天美以往项目的分析：“天美在商业开发上确实是高手，但在与政府合作的大型公共项目上，风格比较强势。你看他们在邻省那个古镇项目，后期几乎成了他们独家经营的‘摇钱树’，当地政府的话语权被大幅削弱，原住民的利益保障也引发过一些争议。”她语气平和，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关键风险。
“所以，谈判的核心，不是他们投多少钱，而是我们让渡多少权，以及如何确保让渡的权力不被滥用。”秦风身体前倾，目光锐利，“我们必须先明确自己的底线。”
他拿起笔，在白板上写下几个关键词：
土地权属与规划权： 核心岸线土地所有权绝不出让，只授权特许经营权。项目整体规划审批权、重大调整权必须牢牢握在市政府手中。
环保标准与监督权： 写入合同的环保条款必须是刚性的、可监测的、有牙齿的。我们不仅要他们自建污水处理设施，更要保留独立的、不受限制的第三方随时检测权和超罚则（例如，超标排污罚款与当年分红直接挂钩）。
文化主导与内容审核权： 长廊的文化主题、业态准入、文化内容呈现，不能完全由资本主导，必须设立由政府、专家、市民代表组成的文化委员会拥有最终审核权。
公共利益与普惠性： 必须保证相当比例的公共开放空间和亲水岸线，规定对本地市民的优惠措施，配套建设普惠性文化设施（如图书馆分馆、文化站），防止项目彻底精英化、俱乐部化。
退出与回购机制： 合同必须明确约定，若投资方严重违约（特别是环保和社会责任方面），政府有权强制接管或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确保项目不烂尾、不走样。
刘玉凤认真听着，不时点头，补充道：“除了这些刚性底线，还可以设置一些正向激励条款。比如，将部分特许经营年限或税收优惠与他们吸纳本地转产渔民、退伍军人就业的比例，以及他们在非遗保护、本土艺术扶持上的投入力度进行捆绑。用利益引导他们履行社会责任。”
“没错！胡萝卜和大棒要一起上。”秦风表示赞同，“要把我们关心的环保、民生、文化传承这些‘软指标’，转化成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成本’和‘硬收益’。让他们意识到，做好这些不仅是责任，更符合他们的长远商业利益。”
底线清晰后，接下来是谈判策略的推演。
“天美方面，大概率会由那位以强势闻名的副总裁邓鸿飞来带队。”秦风分析道，“他们的首要策略肯定是试探我们的底线，试图用投资额和品牌效应来换取最大程度的运营自主权和利润分成。初期接触，他们会抛出一个极具诱惑力但条件宽松的方案，试图让我们跟着他们的节奏走。”
“我们不能被牵着鼻子走。”刘玉凤接口道，语气冷静，“第一步，要反客为主。在他们到来之前，我们就主动发布《江泉市雾江生态文化长廊项目投资运营商遴选公告》，将我们的核心要求、负面清单、优先条件白纸黑字、光明正大地写进去，形成公开的、具有约束力的规则。把谈判桌摆在我们的主场，按我们的规则来谈。这样既能堵住他们私下讨价还价的空间，也能向其他潜在投资者展示我们的透明和公正。”
“釜底抽薪，好主意！”秦风眼中闪过赞许，“用公开遴选倒逼他们严肃对待我们的规则。第二步，在具体谈判中，要分层阻击。让文旅局张涛局长带队进行前期技术性磋商，主要在商业条款、投资额度、建设标准上纠缠，消耗他们的精力。你我作为分管市长，不轻易出面，只在涉及核心底线和重大分歧时，再进行高层拍板。这样既能保持威慑，也有回旋余地。”
“还可以引入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刘玉凤建议道，“聘请国内顶尖的工程咨询、法务和财务顾问团队，对他们的方案进行独立评估。用专业意见来支撑我们的立场，避免变成单纯的行政意志对抗资本意志，让谈判更加理性和有据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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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美实力再强，也不能把宝全押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