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测试这些有什么用？”
“我们一直认为厂里面的工人聪明，先进……这也许是对的。但从智力上讲，这个说法很可能是站不住脚的。让一个农民好好进修，他未必干得比别人差！我们还有很大的生产潜力。”
林一夫的话刚说完，又轮到了陈芸。
原来，陈芸也心心念念国内的乡村教育——她本来就是教育学博士嘛。
上面正在组织大规模的乡村基础教育政策，确保每一个乡村孩子都能受到教育。余切知道，这就是历史上的“希望工程”。
但是，到底要不要花这么多资源做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沃森这个洋教授的“智力论”在时下的中国很流行，林一夫也要蹭这个热点。他的观点就是政府要大包大揽，尽可能把每一个劳动力都要培养起来。
这事儿能不能留给后人来办呢？
因为搞教育太花钱了。
林一夫觉得不行，而且他不是出于朴素的价值观，而是从经济学上的思考来看，“这项投资是不会亏的。”
然后林一夫道：“我们两个之间的分工不同，我擅长于研究和下苦功夫，你擅长写，麻烦你多宣传我们的研究。”
“我相信普及教育会是一件功在千秋的事情，你能不能创作更多这方面的？”
余切能怎么说啊！他只能答应了！
“行！”
回来一想：好家伙，欠沃森的还没写完，这边又新欠了一篇文章。
先替沃森说一句公道话吧，这老头别真被搞下去了。
他还得再做一段时间的金牌讲师。
目前，《乡村教师》在全国受到了广泛欢迎，这个短篇目前比《背起爸爸去上学》转载次数多得多。海外也时有转载，每隔一阵子，余切就能碰到海外寄来的稿酬，这代表他的又收来了一次稿酬。
这其中的任何一次，都超过了国内除单行本之外的全部稿酬。他们不敢拖欠余切的稿酬。
最多的一笔来自于哈珀，按每字一美元进行计算，全文三万多字，这就是三万多美元。
一分钱没少。
虽然现在有了大陆作家的“出海热”，可作家们被海外报刊白嫖并不少，因为作家很难去维护自己的版权。津门的作家冯骥财《怪世奇谈》被日本商人拿去出版，这个日本人来中国登门拜访，见面又鞠躬，又感谢，又送样书，还有些小礼品，包装得样样讲究……最贵重的大礼是一盒彩色铅笔，因为冯骥财本人画画。
冯骥财一开始很高兴，因为他本来一分钱都拿不到。而日本人不仅送礼物，还在信封中夹给他几张美元。
然而，多年以后冯骥财为自己感到忿忿不平：妈的，欺负我没见过世面，日本人啊真他妈的坏！
对那些拿得到海外稿酬的作家来讲，他们就面临海外稿酬爆杀国内稿酬的情况。这影响到了他们的创作心态。
作家汪曾琦给朋友写信说：“我给《大公报》写了七篇散文，一共才给了360元，实在是不高！”
而后，又在信中再一次提及“稿费真的不高呀！”，甚至于痛骂道“我不会再给《大公报》写文章。”
因为彼时的宝岛书社给他另一本书1500美元的版税，而且仅是首印版税，之后还有更多。
汪曾琦以前对稿酬并不在意，很是潇洒，建国前后还和沈聪文写信说“稿酬要不要都无所谓，我有工资”，但当他有了孙女“卉卉”之后，他满脑子是“为了卉卉攒钱”，从此对稿酬相当看重，少一分钱都是不行的。
余切既要为了沃森写，目标是发在国外；又要替农发中心的研究来做宣传——这就大概率是国内的了。
从稿酬上讲差别很大，从意义上来讲，恐怕后者还要重要些。
经济院的老师也知道这件事：因为他们许多人都出过国。
胡岱光看余切老是在写英文，调侃他“是不是写西方更加赚钱？你要成为国际性作家！”
得知余切还有同题材中文要写后，胡岱光又感慨了：“我以为你要赚外汇，可你又写起了中文。你两头都不愿放过啊！”
余切抬头道：“我首先是个中国作家，再是其他。”
燕大经济院草创不久，大家的办公条件还很差。单位只有一个一米八宽、八十厘米的实木桌。上面坑坑洼洼，有人用大块玻璃压在上面，这样就达成了桌面的平整。
他写作的时候，有时也会有人悄悄的看：只见到余切思考得很久，很久，好像他在那发呆，无所事事，在草稿纸上写写画画！但当他心中的大体结构一完成，他立刻下笔飞快。
“简直是下笔如有神啊！”胡岱光说。
另一个教授历一宁看到后吐槽：“他写那么快，可是写论文那么慢。”
燕大有一个勺园，很漂亮。历史上勺园数次经历毁坏，只剩下光秃秃的破落建筑物。八十年代，燕大把勺园重新休整，还造了个“勺园宾馆”，用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