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真的这么放心地把田地交给我们么？”赵亮堂站的角度还算高，“那要是有人不会种怎么办呢？”
“给是肯定要给的，中央的会议都开会了，文件也下发了。”“叶经理”趴在柜台上说，“给肯也不是白给，公粮一粒不能少，国家干部、解放军也长着嘴。当然余粮也得交，至于一家能余多少，这个不大好讲。不交也是不行的，否则像我呀、‘歪歪嘴’呀这些吃商品粮的喝西北风去啊？”
“这个理，我还是分得开的。”赵亮堂立在柜台外，“我讲这话，会不会犯法？把田地分了，是**定的，还是现在领导的主见？”
“当然是现在的啰！一朝天子一朝臣，讲到天边都是这个理。”“叶经理”是个很少说框外话的人，“但话也要讲回来，田地是做么事的？种庄稼养人的，但是前些年，出工不出力的事还少么？‘两腿泥里站，工分都一样。’田地也是通人性的，你待它亲，它比你还亲；你怠慢它，它能一年三季不理你。”
“这个我信，
别的不讲，讲菜地都晓得，赵叔在世的那两年把心放到菜园子里，那真是要长什么长什么，要长多好长多好。”赵亮堂换了换腿，大有好好谈谈的架势，“把一个国家的田地全分到人口头上，这个想法有些顶天。我听讲，乌沙圩区田地多，有人口大户，这次能分到二十多亩，这不是地主是什么？”
“地主的土地是地主家的，现在叫做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其实就是一家一户向国家承包田地种。”“叶经理”端起他的紫砂壶，嘬了一口茶，接着说，“你想想看，自己负责、自己生产，多劳多得，哪个还偷懒耍尖？那会跟自己的嘴过不去呢。”
赵亮堂听得很有兴致，“田地姓到各家户头上，不就跟自己伢子一样，种过两回，哪块田凉哪块地暖，全都摸得清清的。苗怎么种，肥怎么下，自然收成也在谱子上。”
“你这话讲得基本上合上了中央改革的目的，田地就是要勤种、会种才会种出好庄稼。老话讲‘亲戚家七年去一趟不为少，田地里一天去七趟不为多’，都是在理的。”“叶经理”是最能讲大道理的人，他很少把洲上某个人的言谈与大道理对接，如此表扬赵亮堂，听着有点像在说笑话。“同样的地、同样的种子，不同的几个人将田地进行了大包干，一年收的粮食是之前五年的总和，这是什么概念？想想都让人心跳。”
“
‘叶经理’，你讲的这是哪里？”赵亮堂问。
“讲起来，也不远！就在我们安徽。”“叶经理”不紧不慢地从壶**里滴出两滴茶，用食指抖着先画了一条大致直点的线，之后隔着拳头大的距离又画了一条山一样的弯线，并在直一点的线与弯线中间点了一个点，还在弯线左下边朝南的地方点了一个点，“这两条线好比两条河，上边的是淮河、下边的是长江，我们洲在长边的南边，搞大包干的小岗村就在这两条河中间的这个点上。晓不了吧？全国这次分田到户搞承包，学的就是他们的做法。”
赵亮堂对老鸦洲到小岗村有多远并不太关心，但他从“叶经理”的描述中多少认识到了这次改革的真实，他说：“乖乖，都讲王立德小时候卵子大，长大了胆子大，我们安徽还有比他胆子更大的人呢。”
“亮堂讲起俏皮人的话也好听着呢。”“叶经理”直起身子，端起茶壶猛吸了两口，直到“呼噜呼噜”地空响，他移开壶**，说：“逼的哟！人再能，能能得过肚皮？少一餐都哭爹喊娘。吃饱肚子不饿、穿上衣服不冷，这是天大的事。历史上哪么多起义、造反，哪个离得开这两桩？现在政府看得清、看得透，还看得远！”“叶经理”竖起了大拇指，他的指甲还是长长的，里边干干净净。
赵亮堂从代销店回来，满脑子里都是田地，即便分到
小石山下的凉水田和洲子北尖子上的沙地，他也愿意。凉水田大不了多下点石灰，一年三季是要种的，早稻之后插晚稻，晚稻之后种油菜，季节不落天、肥料跟得紧，两季稻怎么着也能收一千斤吧？菜籽少不了三百斤的，一百斤榨三十油，还能卖两百斤……天啦！这不能算，算着算着人还要上天呢？说不算，其实是不可能的，全洲上的人都在算。下洲村有对中年夫妻在家算好了收入，在花销上产生了分歧，结果你一句我一嘴地打了起来。听得直让人笑，却少了嘲讽。
围绕分田到户，一直热到来年清明前下早稻种的时候。其实田地是过了年才分的，分不下来主要是因为有些田地里有作物、有些田地又没有作物，好多地方为这事吵得很凶，听说打破头的都有。老鸦洲在过完年才定下来，田地里所有油菜小麦按收割时临时工分所得和现有人口分到户，按四比六分，一洲能说话的人基本没有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