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想法，很多源于这边总是步子迈的过于大，咔嚓一下扯着蛋了，然后就退回去小步走，很难学会正常走路了。
大顺皇帝在惟新元年，花了之前二十年时间，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问题：即钱不是财富，那些粮食铁器牛马盐之类的才是真正的财富。
但这个想法的前提，是肯定钱的作用，然后再引申出来的。
否则的话，朝鲜那边早就琢磨着取缔铜钱了，觉得以物易物才是正道，那难道说他们的理解比大顺这边更早？
显然不是。
大顺这边花了二十年时间，让上层想明白的问题，是肯定了明中期开始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对于财富本质的一次探索。
而朝鲜那边直接琢磨着取缔货币搞以物易物，尤其是历史上满清禁海迁界让朝鲜当了二道贩子从日本鼓捣回一些贵金属使得这个以物易物的想法延后了一些；而大顺这边则是直接把朝鲜很早就逼到了琢磨着以物易物的想法上了，这个想法的前提，不是发展之后的重新定义和思考，而是纯粹的反动复古考虑下的倒退。
从明末开始的一系列反思，其实就是建立在对明末状况、理学心学的反动之上的。
学术思想上的问题不谈，只说货币问题。
林敏之所以支持，要用粮食交换一些盐，而不能全部用货币，也算是大顺这边的主流思想。
刘钰的想法不是主流，甚至皇帝琢磨出来的道理也不是主流，而主流思想是“粟生金死，民兴于仁”。
从明末开始，乃至大顺立国这百年，思想界的主流，从来都是“反白银、反纸钞、支持实物税”的。
这种想法，当然是有道理的。
大顺这边又没有金银矿，国家征税又用白银，民间交易却用铜钱，白银只有海外贸易这一个输入渠道，到处找金银矿就是找不到波托西级别的，就这么个现实。
反纸钞……反纸钞，则就是源于步子迈的太大，扯着蛋了，这里面的事便也不必细说，前朝的纸钞到底是啥玩意儿也不提了。
反白银、反纸钞、支持实物税，很多威望极高的大儒都是这样想的。
顾炎武反对、王夫之反对、唐甄也反对。
反对的理由，也基本上算是有迹可循。
【古者言富，唯在五谷；至于市易，则有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其后以金三品，亦重在钱。后乃专以钱，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但为器用，不为币。自明以来，乃专以银。至于今，银日益少，不充世用。有千金之产者常旬月不见铢两；谷贱不得饭，肉赎不得食，布帛贱不得衣，鬻谷肉布帛者亦卒不得衣食，银少故也】
就是说，白银太少，通货紧缩，限制了市场繁荣。
所以说，步子迈的太大容易扯着蛋，就扯在这。
这一套理论，搞出来密西西比泡沫的约翰·劳，也在其《论货币和贸易——兼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阐述过。
说增加流通中的货币，对国民经济有百利而无一害。但白银数量有限且缺陷很多，增加货币只能求诸银币以外的其他办法。而国家发行纸币，就可以缓解这个问题。
然后他就搞出来了1720年的欧洲金融市场泡沫大爆炸。
基本上是个类似的问题，在法国和这边就完全是两种情况。
大顺这边，则是纸币蒙元和大明就玩过了，玩崩了。然后白银作为货币，又确实陷入了通货紧缩的窘境，使得明末的思想家对于白银和货币本身出现了质疑。
对于白银货币化、纸钞崩溃的反思而动，最终促成了“粟生金死，民兴于仁”的想法反动，也就引发了“是否要重新征收实物税”的讨论。
即：要不要继续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