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下，欧洲的几大矛盾，什么都没解决。
扩军、备战、在休战期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的背景下，是不可能削减税收的。
国王，在忙着对付自己羽翼丰满的儿子。儿子成天喷他爹是“昏君”，这回战争以这种形式结束，这个昏君的名头可算是摘不掉了。
老国王已经六十多了，毕竟历史上他儿子打网球打出了肺栓塞死了这种奇葩情况属于“特别偶然的意外”，老国王觉得自己肯定熬不过儿子。
双方的对抗迅速升级。
内阁，一半人在忙着和世子党身边的那些“爱国者”们对抗。
另一半清醒的，则明白休战期要做的最要紧的事，就是在下一场战争开始前，营造一个良好的外交环境。
外交局势也非常不利，大顺拉了荷兰进武装中立同盟，反手在丹麦扬言要对丹麦加关税这明摆着在拉拢俄国和瑞典垄断波罗的海贸易权。法国不提，西班牙还打着呢。这要是外交打不开局面，下回可就要出大事了。
从国王到内阁，或是出于不在意、或是出于没办法、或是忙于真正的大局，总之，对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直航和鸦片案事件，并没有投入明面上的过多关注。
但大顺西洋贸易公司对英国的冲击，却实实在在的在民间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里面的背景很复杂。
既有大顺当背景板时代，英国因为之前“手工业自信”而产生的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之争。
有关于议会制、国王权力、传统与现代、帝制与虚君的争端。
还有就是“宗教”还是“理性”、“以德治国”还是“以教治国”的争端。
而这三个派别，无疑都会拿大顺当稻草人。
和伏尔泰所描绘的英国与中国一样，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立场。
关键是大顺太适合当这个稻草人了。
离得太远，货物却近，刘钰之前来欧洲就在那喊自由贸易，完后大顺又是帝制模板——当然是奇葩的模板，道德哲人王、绝对君主制、官僚内阁制这三个根本不搭边的东西，却可以随需要而在各路人马的嘴里自由变换。
真相到底如何，没人在意，重要的是借着中国说自己想说的。
好的是他。
坏的也是他。
关于“宗教”还是“理性”的争端，其高峰点，就是《格列夫游记》里指代“他们嘴里的中国”的慧骃国。
后世看来可能感觉不到这个慧骃国和中国的关系。
那是因为那时候的“中国”，不是真实的“中国”。
而是以威廉·坦普尔爵士为首的一群人所描绘的那个“已经超越了色诺芬的制度、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以及哈林顿的大洋国等一切想象的体制，是以最大的智慧和理性进行统治的”的那个中国。
只是把乌托邦、大洋国、理想国，批了层皮，找了个现实里真实存在、但又摸不着寻常人看不到的国家而已。
毕竟在大多数人不能出国游历的年代，一个真实存在的强大国家，可比那些明知道不存在的乌托邦、大洋国，听起来要更可信一些。
而现在大顺渐渐走出了背景板，也就将一直没有分出胜负的自由贸易还是重商主义、理性还是宗教、加强君主权力还是继续削弱君主权力的争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这一次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的货船直航欧洲，对那些反对者来说，应该说，就是一场梦魇。
既是自身的梦魇。
也是英国的梦魇。
越真实、越近、越在生活中随处可见，这种梦魇也就越发可怕。
所谓自身的梦魇，是此时英国很多人对中国的一种很特殊的情绪。
这个情绪，很难说清楚。
不是简单的商品冲击。
可以用此时已经死掉的一个人做例子，来理解此时英国一些人的心态。
比如写《鲁宾逊漂流记》的笛福。
这里面，有一个类似于“门前两棵树、一课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来分析作者为什么这么写的段子。
就是笛福在他的各种小说里，总会提到各种“陶罐”。
意识流文学的女性代表人物、写过《达洛维夫人》的伍尔夫，曾经评价说：他反复将一个普通的陶罐，置于读者的关注中，让我们透过这个陶罐看到了遥远的荒岛，和人类的灵魂深处……
但实际上，为啥笛福老喜欢写陶罐、讽刺瓷器呢？真的是为了让读者看到人类的灵魂深处吗？
不，其实，因为笛福在写小说之前，和朋友开了家陶器厂。
然后，那几年中国瓷大量进入英国，他这个陶器厂就……
所以笛福这辈子都在狂喷中国瓷器，狂喷中国。
但凡他的小说，必有一段诸如“中国的技术其实很差，只不过因为他们的土好”、“瓷和茶就是吸血鬼”、“英国愚蠢的老百姓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