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行事本就古怪，向来不按常理出牌。

    对可能丢掉饭碗甚至是脑袋都的大宋君臣来说，都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再考虑这些有的没的已经没有意义。

    当务之急，是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大战。

    大宋虽然年初才经历了一场大战，可当初的应对就一团糟，战后又急于稳定内部，朝堂上斗得不可开交，地方上也乱成了一团麻。

    所以，直到现在，大宋朝廷也没有拿出实质性的备战措施。

    甚至，还因为频繁换相，以及淮南、荆湖和福建等地的动乱调动了大量兵力，导致大宋当前的备战状态还不如去年太上皇出逃时。

    另一方面，经营了多年的京东西路、京畿路和淮南路防线不复存在之后，朝廷新建的防线尚未完成，缺兵缺粮缺工事，真就是不堪一击。

    刚刚成立的新宰执班子完全应付不了如此复杂的局面，众人争吵了一天，各自引经据典，却拿不出一个靠谱的意见来。

    皇帝赵桓措手无策，首相唐恪也好不到哪里去，其人甚至提出直接放弃动荡不堪的淮南、福建等路，速调平乱之兵返回临安防守的馊主意。

    且不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就算真能把全国之兵都聚集于南阳一地，但朝廷没有统兵帅才，将士们皆无敢战之心，又如何能够挡住同军全力一击？

    意识到不能指望这些只能扯后腿的宰执出主意后，赵桓难得自己拿主意一回，当即做出再派使者前往大同，乞求大同帝国息兵的决定。

    但正乾皇帝言出法随，既然其人在檄文中就明确说了要灭亡大宋，靠谈判肯定和乞求不能令大同停止征伐，此举只能是尽量拖延时间。

    大宋朝廷现在能做的无非就是积极备战，或者赶紧行幸他地，以避敌锋芒。

    在这个问题上，众宰执却选择了沉默。

    道君皇帝一力坚持要将都城从开封迁到临安，结果朝廷很快就丢了祖宗东京，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臣子们心怀怨恨。

    若要再迁都，谁来担这个骂名？又能迁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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