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诚笑道，
“这也不是皇爷的过错，海瑞的日子过得实在是太苦了，做官的都想享受荣华富贵、子孙满堂，海瑞那样的苦，实在是太不像一个官了。”
朱翊钧道，
“可有些人即使做了那享受荣华富贵、子孙满堂的官，却还是觉得在朕这儿受了委屈，朕又该怎么办呢？”
张诚道，
“那是那些人不知足，皇爷可莫要为这样的人动气。”
朱翊钧笑了笑，道，
“是么？”
张诚道，
“海瑞这样的人，我大明两百年出一个，也不算少了，要往前追溯宋元两朝，说不定还一个‘海瑞’都没出过呢。”
朱翊钧淡淡道，
“你说得也对，一个王朝的气数尽了，出多少个‘海瑞’都救不了。”
窗外北风如火般地刮着，雪花扑棱棱地席卷而下，腾腾烈烈地响。
朱翊钧看了一会儿雪色，又从榻上坐了起来，
“对了，近来可有科道官弹劾潞王？”
张诚道，
“弹劾锦衣卫的不少，都被奴婢给压下了，弹劾潞王的却是不多，就是有，也都是夹在反对皇爷让亲王染指海贸的议论里。”
朱翊钧低眉笑道，
“他们这会儿倒是识相。”
张诚道，
“当年太祖皇帝在《皇明祖训》里有规定，亲王即使有过，也是言官不得告、司法不得审、重罪不加刑，潞王殿下是皇爷亲自下旨派遣的，科道官又哪里敢违反太祖皇帝的遗训呢？”
这是句实在话。
朱元璋虽然对开国功臣不怎么厚道，但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却是事事为他们安排得周到。
根据《皇明祖训》的原文规定，言官弹劾藩王，如果皇帝认为这是小事，就视言官为离间皇家成员关系，按律当斩。
即便是大奸大恶之事，如果皇帝感觉证据不足，也会杀言官。
如果是普通百姓想要揭发藩王的行为，更是要先杀揭发者，而后流放其家人。
不过，随着朱棣继位后，明朝削藩政策的深入推进，藩王的地位开始不断降低。
从明宣宗朱瞻基伊始，言官弹劾藩王的事情开始多了起来。
但即便如此，言官弹劾藩王仍然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
到了晚明，藩王的地位进一步降低。
譬如朱翊钧所在的万历十五年，藩王已经彻底丧失了对王府内部官员的人事、考察及司法权。
除了言官之外，藩王王府的辅导官、就藩之地的地方官以及百姓也能告发藩王，明朝中后期，甚至时不时有王府官员欺凌藩王的现象出现。
但就整体而言，活跃于京城朝中的言官并不太敢肆无忌惮的攻击藩王，毕竟朱元璋定的祖制就在那里放着。
藩王的权力虽然已经被削减得再不复明初，但皇帝还是随时可以拿《皇明祖训》上的条例追究言官的责任。
至于藩王犯罪，那更是宗室子弟不可动摇的司法特权。
终明一朝，如无皇帝特旨，普通司法部门是绝不能缉拿、审问藩王的，更不用说是定罪了。
《大明律》中“八议”的第一条就是“议亲”。
藩王犯罪，法司要奏闻皇帝，不得擅自提审，在皇帝颁布推问的圣旨后，方才能开列宗室所犯罪状，及应得之罪奏。
然后又必须经过五军都督府、四辅、谏院、刑部、监察御史、断事官集体会议，议定奏闻皇上，方可定罪。
即使其罪当诛，也得谨慎言辞，仅云“准犯依律合死”，最终交由皇帝裁决。
皇帝必须当面询问藩王的违法行为，如果说确实属实，则还要与在外或在京的诸亲商议，最后才能定下判决结果。
当然《大明律》中的“十恶”，也就是谋反、谋大逆、谋叛、谋背本国、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和内乱，并不在“议亲”之列。
这就意味着，只要藩王的罪行不是直接威胁统治秩序，或者严重破坏伦常关系，就可以在法律上享受特别议处的对待。
而在古代，统治阶级一直视皇家颜面高于一切，除非是极特殊的情况，否则根本不可能允许司法部门插手皇家之事。
至于量刑原则，更是充分体现了儒家的“亲亲之义”。
《皇明祖训》中明文规定，藩王“虽有大罪，亦不加刑”，藩王犯罪，最重则降为庶人，轻则戒谕即可。
即使明孝宗、明世宗和万历皇帝都尝试着把藩王纳入《问刑条例》的犯罪主体之中，却仍旧秉持了《祖训》的量刑原则，对藩王处罚几乎没有或很轻，对下层宗室也仅是削爵革禄，或是圈禁高墙。
朱翊镠的特殊之处就在这里。
这回朱翊镠去南方，是朱翊钧下的明旨，言官即使对此不满，也不会真刀实枪地去弹劾潞王。
“议亲